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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春秋

清代文化名人(十):宋育仁

2019-08-15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20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文学至此呈现多元化发展,兼容历代文学特色的局面,在康乾盛世期间达到了繁荣的巅峰。重庆在清朝分为重庆府和夔州府,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使重庆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从康乾盛世到清末民初,先后有一大批文化名人,如王尔鉴、周煌、龚晴皋、李世棻等,在文学、书画、经史等方面,对重庆的文化、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本期介绍川渝报业鼻祖、国学大师宋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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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人。清末出使英法等国,后返国降调翰林院供职。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宋育仁被聘任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回重庆创办《渝报》。《渝报》宣传维新思想,促进了重庆乃至四川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巴蜀地区人民认识世界的窗口及桥梁,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著有《时务论》《采风记》等。
 
      出使西欧 拟袭日本
      宋育仁出生于晚清社会剧烈变动之时,中国正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76年,宋育仁得到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赏识,被选入尊经书院,为考取功名苦读经史,同时也接触到许多西学著作,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启蒙教育。
      1886年,宋育仁高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值晚清中法战后维新思想兴起,宋育仁为时势所感召,积极学习西学,寻找救国真理,著《时务论》痛陈时弊,坚持“中国非维新变法不可”的观点,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该书在京城广为流传,影响颇大。
      1894年,宋育仁任中国驻英、法、意、比4国公使参赞,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西方。出使期间,宋育仁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撰成《泰西各国采风记》(简称《采风记》),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宋育仁,密切关注着战况,他上书朝廷,提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的战略建议。清军在战场上接连惨败,让宋育仁萌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即“借洋款、购西舰、募洋兵、袭长崎”,希望能出奇制胜,扭转战局。定下初步计划之后,宋育仁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在西欧四处奔走,与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协议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购买大量舰只枪械,募集士兵,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已是“炮舰毕集,整装待发”。但当时清廷已有向日本投降的打算,宋育仁的计划遭到了清廷的反对,慈禧太后以宋育仁“妄生事端”为由,下旨将他撤职并召回国内。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宋育仁奇袭日本的计划彻底落空,眼见败局已定,他只能“拊膺私泣,望洋而叹”。归国途中,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借筹记》一书,以表壮志未酬之憾。
 
      创办《渝报》 鼓吹维新
      1896年,宋育仁被任命为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主要负责商务事宜。他在重庆设立商务局,以“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为宗旨,大力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主持兴办了许多实业公司,使巴蜀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和发展。
      中日甲午海战后,国家面临危亡的现状,四川的民志与民气,迫切需要办一家报纸作为宣传阵地,以笔伐腐败,征讨倭人,唤醒民众,大兴工商,图强改革。1897年,国内维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维新派兴起了办报刊、创学会的热潮,于是宋育仁积极响应,在重庆创办了《渝报》。《渝报》乃四川报业之始,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宋育仁被誉为“川渝报业的鼻祖”。《渝报》办至1898年4月第15期后,因宋育仁应聘为成都尊经书院山长而停刊。
      宋育仁主持尊经书院期间,大力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学说,积极宣扬维新变法思想,大大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使四川长久以来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境况得到改善,各地接连创办了不少新式学堂,“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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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报》第一册封面
 
      落叶归根 潜心著述
      辛亥革命之后,宋育仁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被遣送回乡。此时宋育仁年近花甲,不再留恋仕途,便将主要精力花在了讲学、著述上。先后担任四川国学院主讲、四川国学院院长,发起成立成都国学会,创办《国学月刊》。《国学月刊》自1922年创刊到1924年停刊,一直是宋育仁发表论著的主要阵地。与此同时,宋育仁并未放弃对时务的关心,除了介入地方性事业,还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撰写了大量时论。他在四川享有极高声望,是巴蜀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
      1931年,宋育仁病逝于成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在奋笔著书,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
      宋育仁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著述门类庞杂、包罗万象,涵盖经学、诗词、时论、财政、史学等。他自幼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熏陶,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在他留存后世的著述中,涉及传统学问的著述所占比例很大,其中不少系经学方面的著述,如解释《孝经》的著作(《说孝经》《孝经讲义》《孝经正义》《孝经衍义》)4部。此外,在当今重视国学、重视传统,倡导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宋育仁关于国学的大量著述亦值得今人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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