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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春秋

高擎民族精神火炬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重庆历史名人(文艺界)郭沫若

2022-01-14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647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历史名人馆陈列的历史名人中,有许多文艺界的杰出代表,如郭沫若、徐悲鸿、李伯钊、金山、钟惦棐、施光南……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为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经典,使民族精神火炬熊熊燃烧,时代前进号角经久不息。

本期,介绍文坛巨擘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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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本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四川省乐山市人。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领域有崇高地位。


在重庆领导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即出版诗集《女神》。这是中国新诗奠基之作,他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同年,他参与创立“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郭沫若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行径,被国民党当局通缉。1928年2月,他被迫流亡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毅然回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4月,在周恩来运筹下,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领导抗日文化宣传活动。12月,郭沫若随三厅内迁到重庆,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一直为抗战奔忙。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城区皆被浓烟火海吞噬,轰炸现场血肉横飞,死伤者不计其数。郭沫若带领三厅成员组成救护队、抚慰队、宣传队,赶赴重灾区救助伤员,排除交通障碍,在断壁残垣上刷标语、绘壁画,揭露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当晚,郭沫若奋笔疾书,作诗《惨目吟》,记录大轰炸后的惨景,控诉日军暴行:“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1941年,中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国民党政府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郭沫若义愤填膺, “借古讽今”,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历史剧,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些历史剧作,既强烈地表达出时代的愤怒、民族的呼声,也显示出鲜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特别是《屈原》,通过战国时期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的政治抱负、爱国情怀和个人遭际,反映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借屈原的《雷电颂》,作者的满腔激愤喷薄而出:“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种对黑暗和邪恶的诅咒、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引起人们的共鸣。当时,《屈原》在重庆公演1个月,场场爆满,报刊报道:“观者如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屈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最高峰,是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经典。

郭沫若1944年在重庆全家院子撰写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以丰富的史料揭露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客观评说崇祯皇帝和李自成等人,总结明朝灭亡及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腐化必败、骄傲必败。从3月19日起,《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续刊载4天,反响强烈。《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报告中强调:“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为此,《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内整风文件之一。


用文艺作品诠释“永远跟党走”的庄严承诺

1948年11月,郭沫若从香港乘船,秘密北上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他怀着对新中国光辉前程的美好憧憬,创作了《北上纪行》组诗。组诗共10首,最终落脚于“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一句,体现了郭沫若自由描写身边景象、无拘无束表达心声的创作心态。可以说,北上之行是郭沫若人生旅途中最畅快的一次征程,他以诗的语言,表达内心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兴奋之情,抒发了对新生活的虔诚期盼。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等职。尽管国事活动和社会活动繁忙,但他没有放弃文学创作。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郭沫若继五四“女神”诗歌时期和抗战历史剧时期之后,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高峰时期。

1958年7月,为大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郭沫若创作了98首描绘花卉的诗歌,加上之前写出的3首,结集成册,题名《百花齐放》出版。他以丰富的想象、奇丽的比喻、极富时代特征的词汇,赋予每种花生命和性格。此后出版的《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等诗集,收录了郭沫若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这些诗题材广泛,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很多方面,显现出我国历次运动的脉络,也留下了时事宣传的印记。

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是他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较其40年代的作品,他在这两部作品中更加注重史料考证、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推崇应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这两部历史剧的上演和发表,对于活跃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促进学术争鸣,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一生留下上千万字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邓小平评价郭沫若时,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