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历史名人馆陈列的历史名人中，有许多文艺界的杰出代表，如郭沫若、徐悲鸿、李伯钊、金山、钟惦棐、施光南……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为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经典，使民族精神火炬熊熊燃烧，时代前进号角经久不息。

本期，介绍著名诗人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 ，原名永芳，重庆市万州区人。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代表作有散文集《画梦录》、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等。

唯美主义的“画梦人”

何其芳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守旧、压抑的家庭氛围，使他养成了敏感、沉郁的性格。他埋首于古书中，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小说，这也是他文学道路的开端，“我从童年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何其芳少年时受安徒生童话和冰心诗歌的影响，因而“美、思索、为了爱牺牲”成为他早期诗歌创作的主题。

1929年，何其芳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开始创作和发表诗歌。1931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同年创作抒情诗《预言》。这首诗表达他对自己爱而不能得的初恋的追思和怀念，感情真挚、语言精美、构思巧妙，洋溢着动人的音乐美，何其芳由此在文坛崭露头角。

在北大求学期间，何其芳与校友卞之琳、李广田合作诗集《汉园集》（1936年正式出版），集子里收录他的诗作16首。《汉园集》以三位诗人的才情和个性的碰撞交融、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经出版就在诗坛引起极大轰动，对新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三位也因此被称为“汉园三诗人”。除诗歌外，这一时期何其芳还创作了大量散文，1936年出版散文集《画梦录》。《画梦录》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因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何其芳自称早期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他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和自身命运的迷茫，想要逃避现实，沉浸于浪漫故事和幻想朦胧梦境中。

奔逐光明的“歌唱者”

从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山东等地任教，视野大大拓展。他耳闻目睹百姓生活的艰难，逐渐从“梦中道路的迷离”中清醒，直面现实社会的黑暗。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四川任教，和友人创办《川东文艺》《工作》等刊物，发表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宣传抗日，针砭时弊，呼吁民众奋起抗战。

在四川，何其芳痛感国民党政治腐败，他忧国心切而报国无门。在这样郁闷压抑又激昂愤怒的心境下，他创作了著名诗作《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他要“摇醒”这个“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的城市，向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奔逐。

1938年8月，何其芳抱定以文艺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向着延安出发。甫抵延安，何其芳就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对他说：“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这次谈话对何其芳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孤独苦闷的他，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依靠。从此，何其芳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这年11月，何其芳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期间，何其芳一边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边为革命文艺进行拓荒工作。“延安的空气”深深影响着他，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突破吟咏个人感情的题材，有了国计民生之感和乡土故人之情，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如：叙事诗《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讲述一个泥水匠参加八路军，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最后壮烈牺牲的事迹；《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短诗，充满乐观的情调，洋溢着新生活的欢乐，以热情奔放的诗句，歌颂青春，歌颂理想，引导青年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945年，诗集《夜歌》出版（1952年再版时改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抗日军民的歌颂，对人民奋起的礼赞，抒发创造新生活的欢乐。同时期的散文集《星火集》记录了成都和延安的社会面貌，集子里的文字，依然有何其芳抒情、沉思与想象交织的风格，同时渗入了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革命气息。

笔耕不止的文艺理论家

1944至1947年，何其芳两次回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宣传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发表《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大量文章，介绍中共革命文艺方针，还发表了不少杂文，直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从这时起，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工作以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曾任中央马列学院教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何其芳主持筹建了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及《文学评论》主编等职。他非常重视文学研究所的基础建设，从建所起就多方搜购图书资料，为开展研究工作提供基础和条件。他组织编委会编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译介出版了数十种外国文学名著，还主持成立了专门的编辑部，编辑出版《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系统地、有重点地引进和介绍外国文学理论，促进我国文艺研究的发展。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何其芳在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诗歌理论研究方面发表过很多重要论文。出版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等著作。何其芳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和创新精神，显示出他厚实的文学功底和渊博的学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参与当代文艺批评和论争，整理文学遗产，对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李湘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