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露

郭春涛

 郭春涛（1898—1950），湖南省炎陵县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毕生致力于国共两党合作和民主进步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第一任主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1918年秋，郭春涛和毛泽东等25名湖南青年一起前往北京求学。1919年，郭春涛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郭春涛与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并在法国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

1921年，郭春涛回国，重入北大就读。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郭春涛于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忠实执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年后，郭春涛担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处处长。1932年，国民政府任命郭春涛为实业部政务次长。

成立东方文化协会

1932年10月，郭春涛与延秉昊等人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东方文化的民间团体——东方文化研究社。延秉昊是从韩国来中国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人士，曾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议政院的议员。东方文化研究社共有中韩会员三四十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东方文化研究社也随迁来渝。

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团团长。郭春涛与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相处很好，郭春涛爱戴周恩来，周恩来也很信任郭春涛。因为有这层关系，周恩来就以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家为据点，组织了一个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杨杰、杨虎、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吾、郭春涛参加的对外不公开的九人小组，又叫“九人团”。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秘密开会，共商团结各方面力量，实现联合抗日等事宜。

1939年，周恩来指示中共派驻重庆的秘密代表王炳南与郭春涛配合，着手将东方文化研究社改组为东方文化协会，使之成为团结亚洲各国人民、共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团体。郭春涛、王炳南随即展开活动，由王炳南出面请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担任会长，郭春涛出面请覃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司法院副院长）担任副会长。于右任、覃振均欣然应允。

1940年12月23日，东方文化研究社在重庆国民精神动员会堂举行改组筹备会。24日晚上在广东酒家开会，由郭春涛报告该社1932年成立的经过及最近的改组事宜。29日下午2时，东方文化协会在法比瑞同学会召开会员大会，并欢迎缅甸记者访华团参加大会。到会的有冯玉样、于右任、孙科、覃振、陈铭枢、郭沫若、刘峙、谷正纲、青山和夫、金若山、池田幸子及缅甸记者团成员，共计300多人。覃振致辞，于右任发表演讲，缅甸记者团团长宇巴格里也在会上发表演说，郭春涛报告了会务，谷正纲、孙科、冯玉祥、陈铭枢、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以及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若山等人，先后就亚洲人民团结抗日问题进行了讲演。大会宣读了宣言，讨论了会章，并选举泰戈尔、金奎植、宋庆龄等人为名誉会长，宇巴格里、李济深、宋美龄等人为名誉副会长，于右任为会长，覃振为副会长。  

东方文化协会的成立，得到了亚洲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大力支持，也受到陪都新闻界的广泛关注。这年12月30日的《大公报》《新华日报》，都报道了东方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的盛况。

1941年2月5日，东方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聘请郭沫若、王芸生、朱世明、郭春涛，分任研究、宣传、联络、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春涛担任东方文化协会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会址设在重庆储奇门雷公嘴10号郭春涛家中（门口挂“东方文化协会”牌子，这里邻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驻地）。

领导东方文化协会开展活动

东方文化协会是抗战时期活跃在重庆的国际社会团体之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借口东方文化协会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派武装特务捣毁了东方文化协会，强占了房子。后来，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在重庆南纪门贫民窟租用韩家巷一个破院子，稍加修缮，重又挂起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继续开展活动。 

东方文化协会以发扬东方文化，联合东方各民族共同抗日为宗旨。协会成立之后，发展很快，东方各国、各民族纷纷派代表前来加入。东方文化协会的活动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团结中国各界民众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东方各民族，声援东方各国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配合中共的地下工作。

在郭春涛的主持下，东方文化协会开展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东方文化协会开展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活动有：1941年2月1日，联合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在监察院礼堂联合召开茶会，欢迎蒙回藏族联合慰劳团赴各战区劳军； 10月19日，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艺社等团体，联合在重庆抗建堂举行了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年底，委托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老舍，创作了剧本《大地龙蛇》。1942年4月5日，由台胞各革命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策划，通过东方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的支持和赞助，在重庆举行了“台湾日”宣传大会，重庆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都对大会进行了报道，反响强烈，一时间民众收复台湾的呼声甚高；11月，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全国文化劳军运动筹备委员会，与其他机关、团体一起推动社会募捐，为抗日将士添置文化设备。

东方文化协会开展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活动有：1941年7月15日晚，郭春涛在中苏文化协会报告了东方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事座谈会的结果；8月7日，印度诗圣泰戈尔逝世，东方文化协会专门向泰戈尔的家属发去唁电；8月底，印度国民大会代表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东方文化协会为她举行了欢迎和欢送仪式。1942年3月22日，东方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分会、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举办演讲会，孙科就韩国独立问题发表演讲，这是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主张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受到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和国际社会的关注。1943年1月29日，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等17个文化团体联合举行欢送中国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的茶会；3月22日，东方文化协会等3个团体再次邀请孙科和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赵素昂，演讲韩国独立问题，郭春涛担任此次会议的主席。

东方文化协会在地下工作方面也开展了重要活动。郭春涛经常借助合法的文化活动场合，对各国代表分析抗日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战绩。同时，以东方文化协会的合法名义配合中共地下工作。 

尽管抗战时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郭春涛仍然坚持领导东方文化协会积极展开国民外交，联系了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缅甸、越南的一大批反法西斯斗士。虽然他们政治信仰各异、宗教信仰不同，但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下，他们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精诚合作、携手斗争，起到了官方所难以取代的作用。在郭春涛的领导下，东方文化协会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联系和团结了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国际反战人士，为推动全民族抗战，争取国际援助，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

（本文图片提供/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