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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春秋

近代实业家(三):苏汰馀

2021-01-07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62
文/苏贵玲
 
 
       苏汰馀(1885—1948),今重庆市渝中区人。爱国民族实业家、中国纺织业巨子。1922年,参与组建裕华公司,创立“裕大华”纺织系统。1929年任裕华公司董事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将裕华纱厂迁重庆。曾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
 
       临危受命  担负重任
       裕大华集团的前身是楚兴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棉布输入骤减,给中国纺织工业的振兴带来了机会。当时汉口金融界的知名人物徐荣廷即以“德厚荣”的商业资本为主,夺得了湖北布、纱、丝、麻4局的承租权,组织了楚兴公司。徐荣廷任经理,姚玉堂为会计,苏汰馀为收支,黄师让任英文文书兼货物报关。楚兴公司经营9年多,获利可观,但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更是引起了军阀唐春鹏等的眼红。10年租期未满,楚兴公司就被提前夺走了。
       面对军阀政客对楚兴公司的排挤摧残,徐荣廷开始筹备自办工厂。工厂于1922年2月破土修建,当年10月5日开工生产。新厂定名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楚兴公司在历年积累中抽出白银210万两筹建。董事会及总公司设在汉口,厂址设在河北石家庄。大兴厂的董事长是周星堂,总经理徐荣廷,副经理苏汰馀。实际上是由徐荣廷、苏汰馀两人负责。大兴纱厂投产后,不论原棉、煤炭进价均大大低于同业,用工成本也略低,使大兴纱厂获得了稳定的收益。
       1920年,全国上下抵制日货,汉口纱行同人决心以“实业救国”的精神办纱厂。张松樵提出自办纺织厂,联络了姚玉堂等人成立了一个发起人筹备会筹集资金。新厂命名为“裕华纱厂”,因筹备期的波折,又吸收了徐荣廷、苏汰馀、姚玉堂、黄师让的投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裕华纱厂于1922年3月开工。同年,“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创立。大兴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是徐荣廷;裕华公司是董事长负责制,徐荣廷任董事长。两个公司的经营大权都在徐荣廷手里,苏汰馀成为徐荣廷的得力助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资侵入中国,挤占中国市场;加之军阀混战,财政各种借款摊派,工厂负担沉重;交通受阻,大兴公司的原材料运不回,产品运不出;燃料同样因车不通,只有高价买外货;国内棉花价格倍增,质量还掺假;厂房也在战争中千疮百孔……诸多问题,使大兴、裕华的经营陷入困境,压力巨大。此时董事长徐荣廷已年近七旬,心急如焚,力不从心。因不堪重负,他决计让位。1929年,由裕华董事会推选苏汰馀继任裕华公司董事长。1933年,苏汰馀又继任大兴纱厂总经理。之后的裕大华经营更为艰辛,企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苏汰馀临危受命,在董事长职位履职20年,带领裕大华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艰险的抗战岁月以及内战的过程。可谓历经坎坷、九死一生。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率领公司上下,不屈不挠、奋力图存,逐步使裕大华成长为一个以纺织业为主并开办金融、煤矿、贸易的跨界资本集团。
 
大兴纱厂大门
 
       想方设法  促进发展
       为了提高原棉的质量和产量,苏汰馀大力推广细绒棉的种植。1930年,苏汰馀出任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努力扩大棉种试验场规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使江汉流域成为国内主要的细绒棉集中产地。裕大华也因此获得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原棉。
       “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日本的大拉伸纺织机械工效很高,苏汰馀果断提出引进“大拉伸”,还联系当时的各大洋行进口国外的先进机械设备,把“土枪土炮”换成“机关枪”,与洋货竞争。面对帝国主义的洋货倾销,他的眼光长远,一方面大力推广改良棉种,一方面聘请技术人员到厂进行技术改进,招聘培训员工,并派遣人员赴日学习管理经验和纺织技术。
       经过这些改良,企业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利润翻倍。
       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日本人控制了东三省的纱布市场,关内纱布输到关外,需缴纳重税,这等于是断了大兴纱厂在东北的销路。加之河北各省频受天灾,造成原棉购进成本上涨,大兴公司遭遇经营亏损。华北一带,日货倾销,大兴纱厂首当其冲,产品销售极为不畅,企业危机重重。不得已,大兴董事会萌发了卖厂之意,然卖厂并不顺利。1934年,苏汰馀在大兴董事会上报告:“本厂所出之布,近以陕西为唯一销路,而所用棉花,亦以陕棉为大宗……因时制宜,实以在陕设一分厂为保全销市与就近采用原料之要著。”之后苏汰馀又在股东会上提出此议,得到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在西安建立大兴二厂。西安建厂,深得当地政府和社会支持。
       1935年,大兴二厂建设完工,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苏汰馀任董事长,石凤翔任厂长,次年3月开工生产。长安大华纺织厂的投产,减轻了大兴纱厂的困难。1935年至1936年两年,因大华厂地处陕西产棉地,加上有国外购置的先进机器,获利20万元。
 
       西迁重庆  支持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对各纱布厂实施纱、布统制,裕华、大华都在统制之中,武汉裕华纱厂生产的棉布几乎全部供售军队,最多时每月3万匹。西安大华也以逐月增多的军布提供给抗战前线,最多时达4万匹。为防空袭危险,同时又要满足生产对原棉的需要,苏汰馀提出“少存熟货,大举办花”的经营策略。1938年8月的武汉已到战时状态,公司安排所有货款停止调汉,转汇重庆,为了安顿银根,又设法囤购羊毛、土货等物资。同时,西安大华厂一边加紧生产,一边将熟货尽快售出,并将货款汇武汉,保证生产不中断。
       因棉纱系抗战军需品,为确保供给,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给武汉裕华纱厂下令限时西迁。裕华董事会通过了苏汰馀的提议,同意将总公司暂时转移到重庆。
       当时川江船少,宜昌港口货物堆积如山,运输途中,船上的生产设备、机器物料又屡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苏汰馀找到卢作孚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双方商妥互相投资,裕华向民生投资30万,民生向裕华投资10万,民生公司随即派专轮将裕华的全部物资运到巴东、万县安全地点,脱离了宜昌险区,再转运重庆。在民生公司的大力相助下,裕华的物资大致全部运抵重庆。
       裕华厂既然要迁渝,重庆这边也是积极筹办。董事长苏汰馀和厂长张松樵急至重庆为迁厂寻地,最终在南岸窍角沱购得基地200亩,张松樵和工程师祝士刚及土木工程师一行人赴渝,在基地上设计厂房、仓库,部署厂区,还为日后的发展扩充留足空地。因为抗战的军需,裕华渝厂一边建厂,一边开工,让生产尽快启动起来。1939年正式开工,7月初产纱上市。
       战时的重庆,虽曰大后方,仍然处在空袭之中。苏汰馀在裕大华股东会上指出,“本厂自抗战军兴供给军用大量布匹,致被敌人嫉视”。正因日军把裕大华各厂都列为轰炸目标,致使裕大华屡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1941年至1943年,裕大华各厂都在艰难中煎熬,重庆电力不足,加之在宜昌被炸毁了多台布机,开工十分不足。纱厂开工不足50%,布机不能开工,西安大华虽然开工率能达到70%左右,但设备在空袭中受损严重,使用中故障百出。而战时环境中,机器配件采购不易,维修困难,严重影响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但尽管如此,由于后方各纱厂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重庆裕华生产的产品,相比之下仍能算后方品牌之冠。
保留在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旁的裕华纱厂大门遗址
 
       因为战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对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从1939年2月开始至1945年11月,时间经历了6年多。供售的军纱、军布价格只及自售价的一半,甚至低至25%。为了抗战军兴,裕大华各厂想尽办法维持生产,西安大华和重庆裕华每月分别为抗战提供棉布3万匹,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纱厂成为工业不景气的后方的经济支撑。苏汰馀带领裕大华集团又一次奋力图存,努力恢复元气。他们扩大纱布销售;将以前因花纱布管制而闲置的资金用于大量购进棉花,并为此向银行贷款,以充实抗战期间虚空的库存;恢复联合采办处,以便棉花的采购和调运;将未开的旧锭开动起来,同时加强了生产细节的管理。这些举措,对于战后裕大华创伤的迅速恢复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复苏,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