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坤琰

端木蕻良

1938年秋至1940年年初，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陪都重庆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在日机轰炸、物资匮乏的艰苦环境中，夫妻俩相濡以沫，勤奋工作，双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

抗战胜利后不久，端木蕻良再次来到重庆，此时的他却形单影只、孑然一身。三年多前，萧红在日军的炮火中，病逝于香江之畔。如今重返陪都，端木蕻良触景生情，孤寂惆怅之感油然而生。陪都重庆，令端木蕻良悲喜交集、刻骨铭心。

1946年春天，端木蕻良去重庆近郊的新桥镇，找到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同事、经济学教授姜庆湘——当时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处任研究员。经姜庆湘介绍，端木蕻良结识了研究处一位年轻的职员刘承思。刘承思喜爱文艺，很快就和端木蕻良成为忘年之交。

5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演剧第四队（政治部第三厅所辖抗日戏剧宣传队）来到重庆，安顿在七星岗纯阳洞。因为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四队打着“陈诚”的名号，接纳了一批左翼文化人。端木蕻良在《记王采二三事》一文中说：“四队本来就是孟尝君店，专门招纳四方豪杰。演剧四队挂的是陈诚的金字招牌，所以可以混过去，而且还可对王采和我加以庇护。”四队中有不少戏剧界的人士与端木蕻良关系密切，所以端木蕻良在纯阳洞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迁往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住了一些日子。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博古（秦邦宪）等从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雾撞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噩耗传来，震惊陪都。重庆各界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会”。端木蕻良和刘承思一道参加了追悼会，他还特地将鲁迅的诗句集成一副挽联，由刘承思代他用颜体字书写。联语曰：

忍看朋辈成新鬼（鲁迅悼柔石诗句）

又为斯民哭健儿（鲁迅悼杨杏佛诗句）

参加追悼会后，端木蕻良回到住所，想起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人的革命业绩，尤其是想起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在武汉时与中共长江局负责人之一、组织部部长博古的一段交往。博古在指导创办武汉《新华日报》过程中，曾与左翼作家端木蕻良有过一次面晤，约他为《新华日报》撰稿，更希望他把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民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武装抗日活动风起云涌，人们把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称为“民军”。——作者注）抗击日本鬼子的英勇事迹写成长篇小说。端木蕻良思忖及此，心潮起伏，又写下《哀词二首》，缅怀他心中的革命英雄，祭奠“四八”烈士。《哀词二首》发表在4月18日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上。

1946年，端木蕻良创作散文《春草》，发表于上海《文萃》杂志第十二期。创作《民主大合唱》组歌歌词，表达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愤懑，抒发对新社会的向往。组歌由马思聪谱曲，曾在贵阳、桂林等地演唱过。这组歌词，先后在上海《文萃》、广州《新音乐》、重庆《东北文化》《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来，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重庆生活书店也出版发行了这组歌词。4月，端木蕻良为第六届诗人节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诗人和狼》。在文章中，他主张作家应向老百姓学习，吸收人民的语言，认为“中国诗歌缺乏一种野生的力量”。文章发表在重庆《诗歌月刊》1946年第三、四期合刊上。这年夏天，端木蕻良还翻译了法国魏尔伦的《狱里》和俄国普希金的《囚徒》，发表在上海《文艺生活》光复版第六期。这两首译诗，都是他由英文转译的。

这年秋天，端木蕻良准备离开重庆去香港。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道：“我在重庆已买到直飞香港的机票，但遇到刘开渠，他需要机票比我还急，便将机票让给他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买到机票，但是演剧四队已经弄到船位，就约我一同乘船直下武汉。我想到，可以再一次直下长江，多领略一下三峡风光……”（端木蕻良：《记王采二三事》）

端木蕻良将远走武汉一事告诉了刘承思，刘承思也把自己要离渝随银行迁往成都的消息告诉端木蕻良。刘承思去纯阳洞演剧四队与端木蕻良告别，恰逢演剧四队两位朋友要给端木蕻良饯行。在七星岗一家天津餐馆，觥筹交错，离情依依，几位朋友互道珍重。

9月中旬，端木蕻良与演剧四队乘船离开陪都重庆。此后，他再未踏上这片令他朝思暮想、终生难忘的土地。

（本文图片提供/颜坤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