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重来

    赶场，又称赶集，是中国市镇百姓约定俗成的一种集市贸易，是城乡百姓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交易形式，也是城乡百姓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千百年来，赶场已成为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独具特色的赶场文化也逐渐形成。

对于重庆北碚的百姓来说，赶场是他们期待的日子，也是他们心中盼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每逢这天，四周山乡的百姓会挑着自己种的瓜果蔬菜，赶着自己养的鸡鸭鹅兔，背着自己采集的野菜山珍，提着担着自己编的竹篮竹筐，赶几十里山路来到北碚场河街、市集叫卖。而重庆市区及邻县的商人也瞅准这一商机，在这天带着大宗锅碗瓢盆、五金农具、衣帽鞋袜、文具书画等日常用品来此摆摊交易。北碚本地店铺这天更以货品丰富、花样出新来招揽顾客。每逢赶场日，北碚沿江市街、河街一带，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根据北碚地方志的记载，北碚赶场始于明末清初，迄今为止已有400多年历史。最早的集市点在杜家街，1802年因洪水泛滥，集市被毁而迁到马鞍山岗上，后下移至会龙桥。1942年才迁至今天的朝阳镇河街、市街一带。市街指朝阳镇滨江街道上的集市，河街指嘉陵江河滩上与市街相连的集市。夏季嘉陵江涨水，河街常被洪水淹没，因而河街都是些临时搭建的竹木结构的棚屋。

北碚赶场，几百年来未曾中断过。其在成为北碚城乡物资交流和百姓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的同时，也形成了特有的赶场文化。

而把北碚赶场文化推向高潮，且为其增添文化品位和亲和力的，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

1927年2月，身为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被地方士绅推举为北碚峡防局局长，来到了北碚。峡防局本是一个维护地方治安的联防机构，不具有地方政权性质，但卢作孚借助这个平台，在1927年至1936年他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10年期间，主持了轰轰烈烈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卢作孚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等人注重乡村教育有所不同。卢作孚旗帜鲜明地宣称，他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既不是搞乡村教育，也不是搞乡村救济，而是为了“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了实现乡村现代化目标，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方式，在整个峡区开始了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

同时，卢作孚清醒地认识到，要使峡区实现“乡村现代化”目标，必须得到峡区百姓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这就要求祖祖辈辈生活在群山连绵、沟壑纵横、相对闭塞的峡区的乡民们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他在《乡村建设》一文中说，“人们在努力于一种事业的建设以前，应先有一种心理的建设，有一种美满的建设的理想，在心理上先建设起来。……盼望大家心理上都怀抱着一种美满的理想，……有理想便实现，亦应该养成一种习惯”。

要让峡区百姓将“美满的建设的理想”“在心理上先建设起来”，就一定要使乡民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峡区面积广，百姓居住分散，集中不易。对此，卢作孚认为，北碚传统的赶场日，是峡区百姓相对集中的日子，正是一个实施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教育的好机会。卢作孚作出了两大决策：一是举办场期学校；二是对外开放，欢迎参观。

举办场期学校

所谓“场期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在赶场期间现场开办的学校。卢作孚有句名言：“利用每一个地方有人进出的时候，即是实施民众教育的时候。”卢作孚决定每当北碚赶场，四面八方的百姓聚集到这里时，现场开办“场期学校”。

于是，当年北碚赶场最热闹、最集中的地方，突然搭起了桌椅板凳，竖起了小黑板，卢作孚派峡防局的职员们站在桌椅上教乡民识字、学文化，宣传新知识。峡区百姓看到有人义务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感到非常惊奇，非常高兴，都纷纷围拢过来，兴趣盎然地学起来。

卢作孚对场期学校的要求是：“不必要固定的学生，凡赶场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可来学，学一回算一回，至少可以学会一桩简单的事情。”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卢作孚还要求教育形式多样，提出“用简单的文字，表演的方法，授以各种常识”，即要求除了用讲解的方式外，还可以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形式，使百姓学起来更生动活泼，更容易接受。

举办场期学校的消息，在赶场的人群中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整个峡区。这种极强的激化和扩散效应，很快带动起整个峡区学习新文化、新知识的热潮。

当时，利用赶场日举办专门的场期学校，在全国范围内，不敢说是独一无二，起码也是凤毛麟角。这是卢作孚实施民众教育的一大创举，使北碚赶场有了更高的文化品位。

对外开放  欢迎参观

为了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卢作孚在峡区兴建工厂、修建铁路、建设电站、开通电话、整顿市容，开办学校、医院、图书馆、科学院、博物馆等等。卢作孚的心愿是：“一方面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一方面盼望乡村里的人们对这许多事业有一种认识，认识生产是应这样变成现代化的。”

那么，如何让百姓有这样的认识呢？卢作孚把他所兴办的这些事业当成“是几个现代的模型，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以上这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如何让峡区百姓都能看到这些“现代的模型”，都能参观到这些“现代的生产陈列馆”，让他们在耳闻目睹中感受现代的优越性呢？卢作孚把北碚赶场看成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为此，卢作孚下令，每年选几个赶场日，将北碚所有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大门通通敞开，对外开放，欢迎乡民参观。卢作孚甚至要这些单位的宿舍、厨房、厕所都任人参观。消息传出，整个峡区轰动了。长年累月居住在偏僻、闭塞的深山老林中的乡民们，听说到北碚赶场还可以去参观工厂、铁路、机关、学校等等，真是喜出望外，自然都想到北碚来看“稀奇”了。来北碚赶场的人一下增加了许多。

如，1931年的端午节，恰好是一个赶场日。这天到北碚赶场看“稀奇”的人特别多，从几岁的小孩到年逾九旬的老人，甚至全家老小，都跋山涉水从几十里外赶到北碚。

峡防局主办的《嘉陵江日报》以《北碚场未有之盛》为题，报道了这一火爆场面：

北碚场平时赶场，女子和从远处来的都不多，那天却不然，女子比平时赶场时约增十倍……内中有位刘太婆，现在已近九十了，她说好多年已不出门了，这次听说这里有什么稀奇可看，特让她的儿子、孙子用滑竿把她抬来。她看着北碚场已大大改变了，心里非常惊异。

那天，参观三峡染织厂（后改名为大明纺织染厂）的人特别多。《嘉陵江日报》记者看到参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估计“不下一万人，至少也有八千人”。厂里为了欢迎参观者，“特别在白天开示电灯，以电压高低看出异象，并工作电机织布，让人观察机器自动（织布）的巧妙”。那些长年住山沟、很少出远门的乡民们第一次看到电灯，第一次看到机器转动。这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新奇了。现代化的优越性，不知不觉就让他们有了深刻感受。

有意思的是，2016年6月14日，《北碚报》刊登了《上万人端午游北碚  消费市场购销两旺》的报道。想想85年前的1931年6月22日，《嘉陵江日报》记者报道端午节那天仅去参观北碚三峡染织厂的百姓就“不下一万人，至少也有八千人”。在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百姓穷苦的年代，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又可见卢作孚为此付出了多大努力！

最令人感动的是，卢作孚主持的峡防局局机关对前来参观的乡民所抱的欢迎态度。当时，峡防局坐落在偏僻的庙嘴，由破旧的文昌宫改建而成，毫无新奇之处。虽然局机关上上下下都热切盼望乡民进来参观，但机关里除了办公的桌椅板凳外，没什么可看的。后来，他们想到局机关有一套电话总机，每个办公室有电话，军事股还有一架军用望远镜，这都是乡民们从未见过的呀。而最重要的是，乡民们进到局机关，机关人员除了陪他们参观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和他们拉拉家常，了解民间疾苦。为了表示对乡民们的欢迎，峡防局在局机关大门上挂起了十分显眼的横幅，上书：“请进去看，又有茶喝。”那时北碚还没有自来水，水都是从嘉陵江挑上来的。峡防局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欢迎乡民，特地支起大锅烧开水，还加了当时乡民难得一见的茶叶。果然，本来对官府衙门十分畏惧的乡民，见到峡防局机关如此热情的欢迎态度，也就大着胆子进来参观。

《嘉陵江日报》记者如实记载了当时乡民参观的情景：乡民们对电话总机和军用望远镜最感兴趣，“胆子大的，把它拿来听，拿来看；从没见过的，只是惊奇地问，而不敢动手来拿，怕把它们伤着”。由于参观峡防局机关的人特别多，茶水供不应求，把那些下坡上坎到嘉陵江挑水的脚夫们都累惨了，记者看到有的脚夫“脚杆都跑坏了”。而峡防局机关人员的态度，更让记者感动：峡防局人员见父老姐妹这样踊跃参观，乐于问这样，问那样的，心中感觉十分满意，深恐父老姐妹们在这么短时间把各机关的内容参观不完，当时大家都毫不迟疑地决定，只要在可能范围以内，还要继续开放。

一个维持地方治安的峡防局机关，竟能在赶场日敞开大门欢迎四乡民众任意进来参观，且茶水招待，这样的事，不要说在当时的四川，即使是在当时全国的政府机构，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卢作孚为北碚传统的赶场日注入了更有文化品位的内涵，将传统的赶场日变成了扫除文盲，宣传新文化、新知识的大课堂，变成了展现乡村现代化的陈列馆，赶场日也成了峡防局老百姓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那是多么辉煌、多么令人怀念的北碚赶场啊！

（本文图片提供/刘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