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喜迎二十大

欢迎您访问重庆历史名人馆!
   

名人春秋

“党的诤友”——胡子昂

2022-04-14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105

/李薇


1649924780972191.jpg

胡子昂生前最后一张留影

 

在武汉初见周恩来

随着日寇的入侵,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失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一度成为抗战军事指挥中心。1938年春季,为接洽业务和申请贷款事宜,胡子昂4次飞往武汉,与有关部门打交道。

大敌当前,爱国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都迫切地希望为抗日尽点力量,探寻一条救国之道。经《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介绍,胡子昂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中共的周恩来。

两楼一底的大石洋行,位于原日本租界中街,昔为日商产业。如今,横行霸道的日本浪人早已绝迹,耀武扬威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被赶走。大石洋行的门口,站立着穿灰布军装的武装警卫,一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木牌,挂在门边的墙柱上。

那天胡子昂到得早,一进八路军办事处,他就好奇地打量着简朴而整洁的会客室。他从未与共产党打过交道,在他的头脑里,只有种种关于“红胡子”的可怕传说。 

有个人疾步走进会客室,左手习惯地抬在胸前,几乎与领带的下摆持平。此人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他面带微笑,操着一口带江浙腔的官话问道:“是重庆来的胡子昂先生吗?”

胡子昂连忙站起来答道:“正是鄙人,您是……”

“我叫周恩来。对不起,我在楼上开会,来迟了。”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如此温文尔雅,胡子昂深感吃惊。

两人交谈了半个钟头后,胡子昂明白自己是在与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对话。

起初,周恩来只限于提问,谦和地向胡子昂询问实业家们对时局的看法,可是不一会儿胡子昂就听出,他对于大后方的情形早就有详尽的了解。

周恩来从民生公司谈到保卫大武汉,谈到前线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当他问起胡子昂下一步的打算时,看得出他对于工商界人士的动向非常关注。

胡子昂说:“我以为,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国防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在渝同人有个初步的设想,准备在重庆兴办钢铁厂。”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胡子昂有无把握。

胡子昂点点头说:“事实上我们已议过多次,不少同人表示愿意搭股集资,另外还要争取政府贷款,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周恩来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兴办钢铁厂,”周恩来自言自语道,“使大后方的兵工厂可以就近取材……嗯,这主意好极了。让前方将士知道他们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那一定好极了。”

接下来,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大后方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

周恩来说:“持久的抗战,需要雄厚的民族工商业为后盾。”

会见周恩来,使胡子昂明白了不少抗日道理。回到重庆,他热情高涨,与胡仲实、胡叔潜等人一道,发起筹办中国兴业公司,地点在嘉陵江北岸华新街。胡子昂任董事兼协理,即副总经理,努力把蓝图变为现实。

 

常去“特园”做客

一次,工商界人士在重庆市区白象街举行座谈会,邀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胡子昂听到消息,早早赶到那里。

周恩来记性好,一进门看见胡子昂就打招呼,并对大家说:“我跟胡先生是老朋友了。”

在这次重庆工商界座谈会上,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当局加紧对民族工商业的排挤,揭露了官僚集团坑害民族实业家的卑劣做法。周恩来深入浅出的分析,给与会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胡子昂眼界大开。从此,他常去鲜英在上清寺的“特园”做客,因为周恩来也常去那里。周恩来发表的多次讲话,如涓涓细流一样滋润了胡子昂的心田。

周恩来说,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商业家要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胡子昂感到十分振奋,决心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得一席之地。

共产党是反对官僚资本的。自然而然地,胡子昂越来越多地去“周公馆”,去“特园”,找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他愿意与他们倾心交谈,获得有益的指教。

周恩来说:“官僚资本的危害,最主要的是投机实业。他们用一切权位和便利,破坏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破坏了银行的正常业务和资金内流,破坏了商业市场的正常贸易,破坏了国家的紧急需要及其财政经济政策。所以,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危害最大的官僚资本。”

194510月,周恩来应邀到西南实业协会,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的著名演讲:“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章。”

周恩来的讲话,胡子昂听得入脑入心,他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辗转北上  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48年下半年,经过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接连打击,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

军事上的失利,使国民党当局更加疯狂,在国统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刚当选立法委员不久的胡子昂,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轰炸刚解放的济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是民建成员,又与民盟长期来往,国民党特务只要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查到他头上。有好友透露说,他已上了黑名单,有些可疑的面孔,不时在他住宅周围出现。

胡子昂决定离去,前往香港,那里是去解放区的跳板。临行之前,他必须最后一次在市参议会露面,以免有些参议员生疑。

傍晚,胡子昂回到新民街公馆,匆匆用过晚餐后,像平日一样浏览了当天的报刊。路线早已选定,他的秘书正在检查要携带的钞票和证件,确保万无一失。

夜幕降临,秘书进来催促:“子老,该上路了。”

胡子昂穿上大衣,戴上礼帽,轻轻掩上书房门。经过客厅时,他留恋地环视四周,又去看望几个年幼的孩子。接着,他神秘地消失在夜幕里。

半个月后,当国民党当局发现胡子昂“失踪”,“立法委员”去向不明时,他已安抵香港,与老友“猪鬃大王”古耕虞重逢。

“我要投奔共产党。”

一见到古耕虞,胡子昂就这样说。

古耕虞正在为共产党做生意,向美商出口解放区生产的农副产品。他资助了胡子昂一笔钱,但没有打听老朋友的底细。他们心照不宣。

胡子昂在香港深居简出,很少露面。

辽沈战役结束后,大连成为解放区。1948年底的一天,古耕虞告诉胡子昂,他租用的一艘外国货轮近日将开往大连,前去装运解放区外销的猪鬃。

胡子昂高兴地说:“老朋友,请你费心在那条船上给我留个铺位,我要去大连。”

1949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胡子昂作为政协委员出席盛会。

101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下午2时,北京工、农、兵、学、商及社会各界人士30万人会集天安门广场。胡子昂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一些民主人士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

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紧随其后的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人。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后,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升旗电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胡子昂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推翻旧世界,也必将能够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1649924840596983.png

20世纪70年代 ,胡子昂(右一)陪周恩来(右四)接见缪云台(右五)。

 

“听跟走的带头人”

19491130日,人民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市民代表数十人冒险过江,迎接亲人。其中,有市参议会的温少鹤、市商会的蔡鹤年、市工业会的周苍柏等人。

一架民航班机凌空翱翔,平稳地飞往大西南。归心似箭的胡子昂紧贴舷窗,深情地凝视机翼下的高山大川。新中国刚建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希望胡子昂回西南工作。他乐意地接受了派遣,在参观东北重工业基地后,回到刚解放不久的故乡重庆。 

对于胡子昂工作的安排,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十分关心。

在中共西南局就党外人士的任命征求意见时,争论激烈。当时重庆是中央直辖市,被提名的党外人士,将分别担任重庆市副市长、西南铁路局副局长、西南贸易部副部长等职务。胡子昂被提名担任副市长。

这一提名引起议论纷纷,邓小平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胡子昂担任过旧议会的议长,又是大资本家。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商号一直在与解放区做生意。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解放区供应五金器材和最缺乏的医药、医疗器材。当他秘密去北平出席第一届新政协会议时,国民党查抄他的公司,迫害他的家属,他也作出过不少的牺牲。”有根有据的分析,使反对者们豁然开朗,广泛团结各界人士,是党的大政方针。邓小平的话,将他们的狭隘和偏见一扫而光。

19511月,在重庆市第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胡子昂当选为副市长。胡子昂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没拿他当外人,他与共产党的合作也更为真诚。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

1955年末,胡子昂传达了毛泽东对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的重要指示,提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倡议,后来被归纳为言简意赅的“听、跟、走”,胡子昂本人也被工商界誉为“听跟走的带头人”。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座谈会,亲自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明林彪叛逃的经过。会后,胡子昂因为候车未走,周恩来便邀他坐下,与他单独交谈。在倾听了胡子昂讲述的遭遇和生活近况后,周恩来肯定了他数十年来的贡献,并亲切地称他为“党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