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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春秋

教育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2022-11-03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重庆历史名人馆陈列的历史名人中,就有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前辈,以“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为追求,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致力于启迪民智、教化育人,推进教育创新改革。从今天起,重庆历史名人馆推出“教育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系列文章,介绍中国近代12位教育界历史名人的事迹,从中感受他们追逐教育强国梦的“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

本期介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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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1946),安徽省歙县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坚定的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满腔赤子之忱,为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深入乡村实践“生活教育”理论

1909年,陶行知考入金陵大学预科,次年9月,正式进入金陵大学本科学习。在校读书期间,他在学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主要探讨教育和道德问题,并开始涉及心理问题研究。大学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

陶行知在美国旧金山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师从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孟禄,攻读博士学位。通过系统专业的学习,陶行知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学知识结构,为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陶行知留美回国后,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始试验他的新教育改革,如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倡导女子教育等。

1924年,陶行知开始推行平民教育,提出师范教育要搞“下乡运动”,强调“一为科学教育,一为乡村教育”。基于此,1927年3月,他在南京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晓庄师范”)。

晓庄师范的办学方针是:“以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来培养学生”,使学生成为“活的乡村教师”,再通过他们用教育来改造中国的农村社会。这时,陶行知放弃了优越的大学教授职位,脱下皮鞋,穿上草鞋,真真实实下到乡村搞教育,去实践他独创的且符合中国实情的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发展开辟新路。

 

“生活教育”同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相结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陶行知以“不除草斋”等笔名发表了100多篇杂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张抗日救亡。同时,他还把“生活教育”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1932年至1935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建“工学团”,提倡“小先生”运动,实施国难教育。工学团既是一个小学校,又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社会,学生就是全村的男女老幼。他提出“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主张,采用“教学做合一”的办法,村里要做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先生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普及工农大众教育,唤起工农大众抗日救国的觉悟。

1939年2月,陶行知来到重庆。7月,他在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生活教育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8月,学校迁到合川草街子凤凰山上的古圣寺。

“育才学校办的是建国教育,但同时是抗战教育”,目的是“要引导学生们团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为此,学校分设普通课(必修基础课)和特修课(根据学生的特殊才能和兴趣爱好,学习音乐、戏剧、绘画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两部分。同时,通过师生集体劳动、经常性的清洁卫生、“精神讲话”和社会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学生的身体,整顿纪律,活跃学校生活。这是学校初创时的一段黄金时期。

皖南事变后,重庆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经费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学校教职员工走了一大半。没有教师,陶行知动员学生自学,开展“小先生”活动,“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陶行知发起组织“育才之友”活动,100多名“育才之友”组织募捐或节约个人薪给,用于资助学校。他与师生一样过艰苦的生活,还把任国民参政员的车马费以及写稿的稿费大部分都用作学校的经费。

1944年冬,日寇直逼西南大后方。大敌当前,陶行知积极组织全校师生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分散到各处去办“识字班”,教农民识字,开展宣传。戏剧组同学根据真实故事,创作四川方言剧《啷格办?》,为群众演出,反响热烈。

抗战胜利后,育才学校迁到化龙桥红岩村。为筹备学校本部东迁,陶行知于1946年4月离渝宁,后去上海。1947年8月,育才学校本部迁到上海。留在红岩村的70多名学生,建立了育才学校重庆分部。几经变迁,“重庆育才中学”现在是由重庆市九龙坡区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公立高中。

陶行知在重庆期间,还创办了一所社会大学。19461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陶行知在重庆市区管家巷28号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这是一所夜大,属于普及教育范畴的成人高等教育,设有政治经济、文学、新闻、教育4个系。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学生多是会计员、小学教员、小报童等。到19473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止,重庆社会大学历时1年零2个月,共办了2届,培养的学生大多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和解放事业,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生活教育”理论影响深远

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时的老师杜威主张“教育实验”,教育他“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1917年,陶行知学成归国,经过10多年的教育实践,认识到这种教育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行不通的。他大胆地对老师杜威的理论进行革新,创立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崭新的“生活教育”理论,并将之运用到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的教学实践中。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强调: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生活,重视学生参与劳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以实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目标。“生活教育”理论,不仅启发和带动了当时有志于教育的人,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编写/别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