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重庆历史名人馆陈列的历史名人中，就有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前辈，以“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为追求，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致力于启迪民智、教化育人，推进教育创新改革。从今天起，重庆历史名人馆推出“教育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系列文章，介绍中国近代12位教育界历史名人的事迹，从中感受他们追逐教育强国梦的“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

本期介绍“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著名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构建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为了祖国不再贫弱，“去做教育”

张伯苓15岁时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在这里，他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学堂总教习是严复，他传授的理念和知识，对张伯苓影响深远。

1895年，张伯苓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本应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再实习一年，但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那一年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供毕业生实习。最终，张伯苓以下级军官的身份，到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通济”号上实习。上船后，张伯苓感受到弥漫于整个清朝海军中的沮丧气息。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时的屈辱，他胸中悲愤难平。

3年之后的“国帜三易”，让张伯苓作出了“去做教育”的人生抉择。1898年7月，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我国的威海卫，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英国米字旗。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止于此。参加仪式的清军兵丁，穿着长短不一的破旧坎肩，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甚至还在后腰别着一杆烟枪。而英军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这对比强烈的场景，使张伯苓下定了决心：脱下军装，去做教育。他后来说：“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日本的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

1904年10月，严修和张伯苓在天津创办新式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学堂迁往天津城南开洼，称为“南开中学”。“此南开学校创立之缘起也”。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学习。当时国内大学匮乏，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仅开设工科和法科的北洋大学，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于是，严修和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创立南开大学。

严修和张伯苓多次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考察大学建设，还专门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学成回国后，开始着手在天津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为了筹钱办学，张伯苓四处求人募捐，“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办学宗旨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

有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经验，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初具规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在重庆办学，“续南开生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失陷，华北岌岌可危。处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已极不安全。张伯苓感到“华北局势，危急万状，一旦有变，学校必不保。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意在川设立分校”。

1936年9月，张伯苓在重庆开办的南渝中学正式行课。南渝，取南开与重庆结合之意。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天津南开校舍被日机轰炸焚毁，学校部分师生辗转来渝，继续工作、求学，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以“续南开生命”，彰显南开学校生命之延续及不屈之决心。

抗战期间，在张伯苓的关心、指导下，重庆南开中学继承和发扬南开优良传统，人才辈出，成为巴蜀教育界一颗璀璨的明珠。重庆南开中学始终践行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真正做到“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通过“沙磁区学术讲演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坚持“以德育为万事之本”，重视学生品德培养。学校有个远近闻名的“镜箴”，对学生的面容、心态、衣着、姿态等都提出严格的要求，学生行为不检、晚自习说话、内务劣等、衣冠不整、出言不逊等，都将受到警告处理。严格的品行教育，造就了南开学子不一般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意为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这是南开系列学校的校训，也是张伯苓终其一生教育救国的宗旨。

20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办学方针。他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依托，开创并践行“公”“能”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张伯苓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仅在个人，而今教育之最重要目的，在于谋全社会的进步。

张伯苓以爱国奉献、秉公尽能的炽热情怀，事业无止、发展无穷的宏大格局，永不服输、愈益奋励的实干作为，将南开学校作为“改造社会试验之场”，聚精英、传薪火，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南开人。他的教育思想、教学管理经验，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开创中国现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张伯苓逝世，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南开学子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高度评价恩师张伯苓：“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编写/朱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