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春秋
教育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张伯苓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重庆历史名人馆陈列的历史名人中,就有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前辈,以“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为追求,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致力于启迪民智、教化育人,推进教育创新改革。从今天起,重庆历史名人馆推出“教育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系列文章,介绍中国近代12位教育界历史名人的事迹,从中感受他们追逐教育强国梦的“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
本期介绍“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著名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构建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为了祖国不再贫弱,“去做教育”
张伯苓15岁时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在这里,他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学堂总教习是严复,他传授的理念和知识,对张伯苓影响深远。
1895年,张伯苓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本应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再实习一年,但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那一年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供毕业生实习。最终,张伯苓以下级军官的身份,到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通济”号上实习。上船后,张伯苓感受到弥漫于整个清朝海军中的沮丧气息。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时的屈辱,他胸中悲愤难平。
3年之后的“国帜三易”,让张伯苓作出了“去做教育”的人生抉择。1898年7月,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我国的威海卫,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英国米字旗。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止于此。参加仪式的清军兵丁,穿着长短不一的破旧坎肩,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甚至还在后腰别着一杆烟枪。而英军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这对比强烈的场景,使张伯苓下定了决心:脱下军装,去做教育。他后来说:“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日本的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
1904年10月,严修和张伯苓在天津创办新式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学堂迁往天津城南开洼,称为“南开中学”。“此南开学校创立之缘起也”。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学习。当时国内大学匮乏,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仅开设工科和法科的北洋大学,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于是,严修和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创立南开大学。
严修和张伯苓多次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考察大学建设,还专门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学成回国后,开始着手在天津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为了筹钱办学,张伯苓四处求人募捐,“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办学宗旨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
有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经验,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初具规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在重庆办学,“续南开生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失陷,华北岌岌可危。处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已极不安全。张伯苓感到“华北局势,危急万状,一旦有变,学校必不保。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意在川设立分校”。
1936年9月,张伯苓在重庆开办的南渝中学正式行课。南渝,取南开与重庆结合之意。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天津南开校舍被日机轰炸焚毁,学校部分师生辗转来渝,继续工作、求学,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以“续南开生命”,彰显南开学校生命之延续及不屈之决心。
抗战期间,在张伯苓的关心、指导下,重庆南开中学继承和发扬南开优良传统,人才辈出,成为巴蜀教育界一颗璀璨的明珠。重庆南开中学始终践行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真正做到“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通过“沙磁区学术讲演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坚持“以德育为万事之本”,重视学生品德培养。学校有个远近闻名的“镜箴”,对学生的面容、心态、衣着、姿态等都提出严格的要求,学生行为不检、晚自习说话、内务劣等、衣冠不整、出言不逊等,都将受到警告处理。严格的品行教育,造就了南开学子不一般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意为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这是南开系列学校的校训,也是张伯苓终其一生教育救国的宗旨。
20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办学方针。他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依托,开创并践行“公”“能”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张伯苓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仅在个人,而今教育之最重要目的,在于谋全社会的进步。
张伯苓以爱国奉献、秉公尽能的炽热情怀,事业无止、发展无穷的宏大格局,永不服输、愈益奋励的实干作为,将南开学校作为“改造社会试验之场”,聚精英、传薪火,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南开人。他的教育思想、教学管理经验,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开创中国现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张伯苓逝世,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南开学子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高度评价恩师张伯苓:“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编写/朱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