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生于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

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璀璨、名人济济的行列中，他以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问和卓然不群的独到见识，成为一位光彩照人的学界泰斗。

2010年，潘光旦塑像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揭幕

文/李朝林

1950年，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青年女教师田心桃以苗族身份参加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发现自己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毗邻而居的苗族有很多不同，于是向中央领导提出自己应该属于有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下，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相关调查研究。

涉水跋山不畏难

1956年11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川鄂土家聚居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

随潘光旦前往的人员主要有《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张祖道和上海《文汇报》记者杨重野。据张祖道《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记述，他们3人11月25日早上自北京南下，次年1月28日晚上返回北京，历时65天，共到过18个县市，行程7000公里。这期间，自12月15日下午从巴东进入巫山境内，到次年1月9日中午从黔江进入湖北境内，潘光旦的巴渝之行历时24天，水陆行程约2000公里。

潘光旦一行过巫山后，在奉节停留了6天。这期间主要活动包括访白帝庙，到南乡考察，走访文化馆，看“蛮王洞”、甘夫人墓和杜甫草堂。在杜甫草堂，潘光旦还赋诗一首：“瀼西踪迹付波光，庙貌空余蹴鞠场。何事一生干单薄，灵魂今日傍盐仓。”他们3人原计划走水路到涪陵，从涪陵乘船去彭水，再及各县。但在奉节具体了解情况后，得知走乌江的船无定期，逆水上行缓慢，而且在彭水借不到汽车，于是他们决定先到重庆。

12月22日，他们乘船离开奉节，过云阳、万县（今万州区）、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地，于24日下午抵达重庆南岸。

这是潘光旦第九次到重庆。此前，他作为西南联大教务长、民盟领导人，多次到重庆参加民盟有关会议和活动。如：1944年9月，来渝出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1945年10月，他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代表，到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被推选为民盟中央常委。

这一次，1956年12月25日上午，潘光旦一行人坐车到人民路302巷32号，走访民盟重庆市支部。他们还去枇杷山公园参观重庆市博物馆，到巴县（今巴南区）冬笋坝铜罐驿附近看巴人墓葬，到七星岗桥下瞻仰巴蔓子将军墓。时任重庆市市长任白戈来拜会他们，他们借得一辆吉普车，解决了渝东南行旅工具问题。

潘光旦在调研中

12月27日，潘光旦一行冒雨出储奇门，摆渡到南岸海棠溪，沿川黔路南下，过土桥、巴县、百节、一品、杜市，入住綦江。次日，在三江镇过綦河向东，经万盛、南川，翻越白马山，入住武隆。29日一早，从武隆到江口，由福尔乡、火石乡进入彭水，真正开始了渝东南土家识别调查。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潘光旦一行沿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再回黔江一线，共停留了11天。主要活动包括：在彭水汉葭镇召开座谈会，到郁江考察仡佬族悬葬木棺；在酉阳召开座谈会，走访村民，参观县文化馆、大酉洞，辨认耿寿平碑；在秀山请土家老人座谈，听县领导介绍情况；与黔江县领导及文教科干部交谈等。

必须提及的是，时年57岁的潘光旦，双目高度近视，右腿抱残。然而，面对望不尽的千山万壑和走不完的峰峦叠嶂，他不畏艰险，事必躬亲，眼见为实。白天，他听取县里的汇报，倾听当地老人朴实的声音，从他们简单的叙述、模糊的表达中，辨别、选择，去伪存真；夜里，他找来当地的志书，挑灯阅读并摘抄。如果当地有重要文物，他非要到现场见实物不可。

他们到奉节时，下船后，去县城所在地永安镇街道，要上两百多级台阶。暮色蒙蒙，雨雪纷纷，一行人艰难上行。潘光旦不要人扶，自己撑着双拐，两级一跨地纵步上去。到最后几级，双拐一滑，他摔倒了。虽然他跌坐了身体，但树立了风骨。

土家识别路漫漫

1957年1月6日，在秀山县石堤镇，潘光旦一行和6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办公室里，一边烤炭火，一边嗑瓜子聊天。老人们都承认自己是“毕兹卡”、土家人，他们羡慕湘西的苗族被正式承认为单一的民族，能得到政策照顾，因此希望土家人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作为单一民族早日得到承认。然而，老人们这一愿望的实现却经历颇多坎坷，而潘光旦也因此饱受磨折。

1952年院系调整后，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研究部中南组主任。1953年，他接受了研究土家的任务。他查阅史籍、地方志，写了关于土家人、巴人的卡片1359张，完成了15万字的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该论文于1955年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上。他从巴人上千年的迁移历史、地理分布和文化传说的种种记载中，论证了土家人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通过考证，还得出土家人起源于巴人，是古代巴人后代的结论。这篇论文史料丰富，仅文后的直接参考与征引目录就包括史籍50种、地志52种、笔记30种、其他55种。该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史学界的肯定，影响很大。

为增强土家识别的准确性，1956年5月，潘光旦利用担任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的条件，参加全国政协民族组调查团赴湘西北考察，完成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1956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认定土家族是我国的一个单一少数民族。1957年3月，潘光旦和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以《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为题，在政协会议上联合发言，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产生了很大影响。

而在1956年年底的这次武陵山区考察中，潘光旦将土家识别的范围从湘西北拓展到鄂西和今渝东南。

潘光旦（中，架双拐者）为了土家识别，几乎走遍了湘、鄂、渝3地

潘光旦此行对土家的识别是全方位的。如：语言方面，在奉节，他和抬滑竿的老乡聊天，当地人叫外婆做“家家”，这就是土家语；在綦江百节乡，他认为“百节”和“别兹”是一个音，此地与土家可能有关系；在黔江梅子关，他想到“梅子”与“别兹”同音，可能是土家地名；在酉阳座谈中，小寨乡尚有少数人能讲“土”话，小孩用“土”话骂人；在秀山座谈时，年纪大的老人能讲土家话。又如，器物方面，在当时的重庆市博物馆和酉阳县文化馆看到了虎钮錞于，上面有象形文字。潘光旦说，虎錞是巴人军队作战时与战鼓一起敲响的铜器。还有，风俗方面，座谈中搜集到当地有陪十姐妹、唱山歌、嫁时新娘不哭不合规矩、腊月二十八和二十九过年等土家风俗，有天王庙、敬奉白虎神等。此外，姓氏方面，土家有向、冉等大姓。在郁山镇，潘光旦一行还考察巴人向午凤的墓；在龚滩，他认为，龚姓与土家有关，龚为板楯蛮七姓之一。潘光旦一行考察途中所见所闻，为土家自治地方的设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然而，“反右”运动开始，潘光旦被划为“右派”， 罪名之一就是“破坏民族关系”，渝东南和鄂西的“土家”成分问题也被搁置起来。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劳改队”中“劳改”了10个月的“摘帽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潘光旦，因病在学生费孝通的怀里含冤离世，终年68岁。

1983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黔江、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少数民族自治县。而此时距潘光旦着手研究“土家”问题已过去整整30年。时至今日，除了自治县，重庆的万州、武隆、忠县、云阳、奉节、巫山等区县还设有13个土家族乡。

助推脚步未停歇

“我的老师、同事和邻居潘光旦先生，1956年以前就花了很多时间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变迁和地理分布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亲自进行过实地考察。”1991年，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议在黔江举行，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在会上深情回忆了潘光旦当年识别土家之行，并表达助推武陵山区发展的意愿：“希望大家一起继续潘光旦先生的事业，不但搞清土家的源流历史，接下来还要看土家族和这个地区如何发展。”

费孝通此行基本重走了潘光旦当年的考察线路，其中包括渝东南的秀山、酉阳、黔江等地。此行既是对30多年前潘光旦涉水跋山访土家的承接，也是民盟各级组织尽心竭力助推武陵山区发展的开篇。

2009年10月，国家战略层面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立。2011年10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武陵山地区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至此，不仅潘光旦关注的“土家”与其他兄弟民族平起平坐的问题得到解决，费孝通所关心的土家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的愿望也正在变成现实。

2010年8月13日，“中国土家文化高峰论坛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11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酉阳举行。当天上午，潘光旦塑像在酉阳正式落成揭幕。抖落历史风尘，潘光旦衔着大烟斗，撑着双拐，从历史深处昂首走来。

（本文图片提供/李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