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国翔

王侃（1795—1862），字迟士，是清代有名的巴蜀才子，当时成都府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一带）的大文人。

王侃家住江安河畔的杨湾。他年轻时每日乘着画满图画、载着书籍和美酒的船舫，在江安河行游十余里，时而畅饮，时而高歌，淡然自适，高旷有苏东坡之风，因而被人称为“花舫先生”。

王侃在清嘉庆年间科举考试中，两次参加乡试，只考中副贡。作为准贡生，他没有得到进入国子监深造的机会，被委以“州判”之衔。在清代官制中，直隶州设有州判一职，为知州助手，七品衔，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大约相当于如今的一个副县长。

王侃素来嗜学，且有志于治理天下，而州判官职卑微，不足以行其志。王侃想，既然要当官，就必须当军机大臣一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个人的抱负，实现远大的理想。时值江南动乱，故王侃迟迟不赴任。有志当大官的王侃开始遍访巴蜀名胜，到处寻找意趣相投的人。

王侃在外云游十载，记了许多笔记，写下许多诗文。他虽在仕途上感到无奈，但在文法上日积月累更有底蕴，蓄势待发。此时他云游到江津县城（今重庆市江津区）对岸的圣泉寺，发现这里真是一个风景绝佳之地，遂决定留下来，隐居于此，整理诗文，著书立说。他再没有回到故乡温江，终老于江津。

圣泉寺位于长江江津县城段对岸的双龙场附近，是古时著名的“江津八景”之一。寺前有天生石门，寺后有聚仙台、凌云台、龙泉、听琴洞诸景，历代文人墨客游者络绎不绝，岩石上的题咏甚多，几乎无石不镌刻诗文，堪称川东名胜佳景。寺内有一书院，为明朝时期江津四大书院之一，是明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江渊少年时代的读书之地。江渊进京赴考，一举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十分感谢书院栽培，并有感于寺内圣泉灵水保佑，捐资修建了“栖清书院”。王侃受江渊影响，自号“栖清山人”。

历十年云游，广泛求索，加上饱览诗书，才识宏远，阴阳五行无一不通，所以王侃的著述多阐述山川河海之变迁、人物之遭际、政教异同之原委。王侃善诗文，不蹈袭前人模式。他著述甚丰，属清代巴蜀作家中的大宗，最主要有《巴山七种》丛稿等。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隐逸民间的文人，出于种种原因，会做“悬崖石壁藏书”之事。如一些很有名气的文人，写了批评文章，当时不能披露，就将之藏匿起来以期后世扬名。王侃是个儒者，求官未成，只得埋头著述，执着地追求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王侃又是一个智者，深知“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功德方面，他尽量要求自己对国家、民族有所作为，但毕竟一介书生，挥戈上阵与敌人拼杀，尚缺勇气。那么，立言以遗后世，著书立说，便成为一种理性追求与具体实践。因此，王侃人生的后20年，就是激进以后的平静，他在江津圣泉寺内的栖清书院潜心著述。

王侃寓居江津时，其子女也来到江津。他将女儿嫁到江津两岔笋河对岸的白岩，还常到女儿家短住。女儿早逝，葬于白岩，王侃写了许多以白岩为题材的诗词。

清同治元年（1862年），67岁的王侃在江津圣泉寺病逝。不久，王侃的第四子王誌（字吾高）欲送其父杖履还乡。离江津前，他遵父遗嘱，选取父亲的著作《巴山七种》熔锡密封，藏于圣泉寺后的高崖石窟中，外嵌一方诗文小石，不易被人发现。

……

百多年过去，江津圣泉寺石壁藏书之事无人知晓。

“文革”后期，圣泉乡“农业学大寨”改田改土修水库需石料，派一石匠到圣泉寺石壁上采石。王侃石壁藏书的秘密揭开了。

当时，石匠在圣泉寺后高崖上打石，发现一方诗文石刻，他将其打碎，撬出石壁里嵌着的东西，只见是个密闭的长方形锡匣。石匠以为得到了金银财宝，急用铁錾划开锡皮，原来里面是包扎整齐的一叠线装书。石匠不识字，大失所望。不几天，这些书就被获悉此事的石匠亲友分借10本。石匠自家留下的《皇朝冠服志》《治官记异》两本，送给了江津城里来的一个叫钟志海的人。

从1985年开始，江津县文化部门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开展了3次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3次都将王侃的这些书作为追踪对象。但由于石匠及其亲友包括钟志海等或作古或外迁，王侃藏书的踪迹难觅。

2015年某天，江津区蔡家镇谷天仁先生发电子邮件给笔者，说他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王侃在江津圣泉寺石壁上所藏《巴山七种》古书。真是梦里寻它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

《巴山七种》书稿

《巴山七种》分为《皇朝冠服志》《治官记异》《放言》《衡言》《江州笔谈》《白岩文存》等22卷，书前有作者的白描画像，有清咸丰三年（1853年）赵葆燧和咸丰六年（1856年）王誌的序言。

《巴山七种》是非常重要的巴蜀地方文献，对研究清代巴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又是一部经典的清末文学作品集，诗文俱美。

（本文图片提供/庞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