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昀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祖籍福建惠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晚年他曾在重庆南泉居住，并于1920年与英国作家毛姆在南泉会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圈子》，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等。

毛姆1920年到中国，后撰写游记《在中国屏风上》（1922），并以中国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1925）。《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记录了辜鸿铭在重庆的生活印迹。

“这是一座灰暗、阴郁的城市，它笼罩在雾气之中，因为它屹立于山崖之上，两条大江在这里汇合，所以它周边为江水冲刷，有一边是混浊、湍急的水流。这山崖像一艘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仿佛为一个奇异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抖动着，它又像是正要加速冲进那奔腾的急流之中，崎岖的山峰将城市团团围住。”

1920年的重庆城，在英国作家毛姆眼里仿佛一头巨大的怪兽。他乘坐轮船在江上颠簸了5天5夜，才终于在朝天门靠岸。他的这段文字，透出了他心中的惊异。

毛姆此番来重庆，不单是来看风景的。他到重庆的目的是：“这座城市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前去拜访是我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据说他能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他多年担任慈禧太后的一个大总督的幕僚，但如今过着退隐的生活。”

毛姆想要拜访的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一生颇为传奇，他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个“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热衷于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3部——《论语》《中庸》和《大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西方文化界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可见辜鸿铭早已蜚声海外。   

此时身在重庆的毛姆，正想着如何去拜见他心目中的中国圣人辜鸿铭。毛姆托大使馆安排会面，可是大使馆傲慢的西方人只是给辜鸿铭递了一张便条让他过来，生性孤傲的辜鸿铭自是不予理睬。

毛姆得知消息后，亲自致信，托人给辜鸿铭送去。在信中，他“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

辜鸿铭终于同意和毛姆第二天上午会见。

第二天大清早，毛姆就从南岸出发，前去南泉拜访辜鸿铭。毛姆坐在摇晃的轿子里，感觉前方“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我坐着的轿子”。

毛姆走进辜鸿铭在南泉的家。佣人引着毛姆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把他让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里，请他稍等。

毛姆在这间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奇地打量着屋里的一切：“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式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从这段描写详细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房间兼具客厅和书房的功能。辜鸿铭为了挫一下毛姆这个洋人的傲气，故意让毛姆等了一会儿才出场。

这时，毛姆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

民国时期，中国男人都剪去了辫子，辜鸿铭却留着清朝才有的长辫，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他衣着那样简朴，在外国人眼里显得有些寒酸——毛姆心里自是诧异和失落的。

毛姆著《在中国屏风上》封面

当时辜鸿铭已63岁，虽然瘦弱，但精神尚好。他对毛姆说：“很荣幸你想来看我！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毛姆向辜鸿铭表达了歉意和敬意后，谈话才得以继续下去。辜鸿铭和毛姆讲着中国古老典籍记载的文化，讲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百家争鸣，讲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他用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讲述着，毛姆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硬的儒家经典”的哲学家。

毛姆后来撰写了《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代国学大师辜鸿铭在重庆的生活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