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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化名人（十）：宋育仁

2019-08-15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1194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文学至此呈现多元化发展，兼容历代文学特色的局面，在康乾盛世期间达到了繁荣的巅峰。重庆在清朝分为重庆府和夔州府，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使重庆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从康乾盛世到清末民初，先后有一大批文化名人，如王尔鉴、周煌、龚晴皋、李世棻等，在文学、书画、经史等方面，对重庆的文化、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本期介绍川渝报业鼻祖、国学大师宋育仁。
 
 
      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人。清末出使英法等国，后返国降调翰林院供职。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宋育仁被聘任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回重庆创办《渝报》。《渝报》宣传维新思想，促进了重庆乃至四川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巴蜀地区人民认识世界的窗口及桥梁，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著有《时务论》《采风记》等。
 
      出使西欧 拟袭日本
      宋育仁出生于晚清社会剧烈变动之时，中国正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76年，宋育仁得到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赏识，被选入尊经书院，为考取功名苦读经史，同时也接触到许多西学著作，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启蒙教育。
      1886年，宋育仁高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值晚清中法战后维新思想兴起，宋育仁为时势所感召，积极学习西学，寻找救国真理，著《时务论》痛陈时弊，坚持“中国非维新变法不可”的观点，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该书在京城广为流传，影响颇大。
      1894年，宋育仁任中国驻英、法、意、比4国公使参赞，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西方。出使期间，宋育仁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撰成《泰西各国采风记》（简称《采风记》），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宋育仁，密切关注着战况，他上书朝廷，提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的战略建议。清军在战场上接连惨败，让宋育仁萌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即“借洋款、购西舰、募洋兵、袭长崎”，希望能出奇制胜，扭转战局。定下初步计划之后，宋育仁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在西欧四处奔走，与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协议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购买大量舰只枪械，募集士兵，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已是“炮舰毕集，整装待发”。但当时清廷已有向日本投降的打算，宋育仁的计划遭到了清廷的反对，慈禧太后以宋育仁“妄生事端”为由，下旨将他撤职并召回国内。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宋育仁奇袭日本的计划彻底落空，眼见败局已定，他只能“拊膺私泣，望洋而叹”。归国途中，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借筹记》一书，以表壮志未酬之憾。
 
      创办《渝报》 鼓吹维新
      1896年，宋育仁被任命为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主要负责商务事宜。他在重庆设立商务局，以“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为宗旨，大力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主持兴办了许多实业公司，使巴蜀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和发展。
      中日甲午海战后，国家面临危亡的现状，四川的民志与民气，迫切需要办一家报纸作为宣传阵地，以笔伐腐败，征讨倭人，唤醒民众，大兴工商，图强改革。1897年，国内维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维新派兴起了办报刊、创学会的热潮，于是宋育仁积极响应，在重庆创办了《渝报》。《渝报》乃四川报业之始，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宋育仁被誉为“川渝报业的鼻祖”。《渝报》办至1898年4月第15期后，因宋育仁应聘为成都尊经书院山长而停刊。
      宋育仁主持尊经书院期间，大力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学说，积极宣扬维新变法思想，大大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使四川长久以来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境况得到改善，各地接连创办了不少新式学堂，“一时人文蔚起，蜀学勃兴”。
 
《渝报》第一册封面
 
      落叶归根 潜心著述
      辛亥革命之后，宋育仁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被遣送回乡。此时宋育仁年近花甲，不再留恋仕途，便将主要精力花在了讲学、著述上。先后担任四川国学院主讲、四川国学院院长，发起成立成都国学会，创办《国学月刊》。《国学月刊》自1922年创刊到1924年停刊，一直是宋育仁发表论著的主要阵地。与此同时，宋育仁并未放弃对时务的关心，除了介入地方性事业，还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撰写了大量时论。他在四川享有极高声望，是巴蜀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
      1931年，宋育仁病逝于成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在奋笔著书，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
      宋育仁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著述门类庞杂、包罗万象，涵盖经学、诗词、时论、财政、史学等。他自幼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熏陶，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在他留存后世的著述中，涉及传统学问的著述所占比例很大，其中不少系经学方面的著述，如解释《孝经》的著作（《说孝经》《孝经讲义》《孝经正义》《孝经衍义》）4部。此外，在当今重视国学、重视传统，倡导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宋育仁关于国学的大量著述亦值得今人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