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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历史名人廉政故事（五）：勤俭清廉董必武

2020-10-28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阅读: 1524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反腐倡廉战略思想，倡导廉洁从政之风，我馆网站推出“重庆历史名人廉政故事”专题，深入挖掘重庆历史名人先进事迹中蕴含的廉政文化，弘扬中华民族崇廉尚廉、向善向上的传统优良作风。

本期为大家介绍董必武的廉政事迹。

董必武（1886—1975），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1921 年，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抗战时期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副主席，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却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并以此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堪称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典范。

“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35 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1936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董必武

1941 年，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时任中共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在繁重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决不乱花一分钱。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为6角钱做检讨这件事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仍记忆犹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村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们，还共同回忆起了这件往事。当年南方局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1940年，董必武（左一）与周恩来（右一）、邓颖超（右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见印度社会活动家查达帕达伊亚夫人（左二）。

1946年2月，（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在重庆。

董必武说过：“人民是主人，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董必武的人生观就是立党为公，无私奉献，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当作人生的快乐。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1、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2、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3、不许接受礼物。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

1954年9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往返的路上，他从坐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列弗、每个随员2000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董必武却严肃地说：“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他进一步解释：“这次我们出国，制服装，买礼品，坐飞机，住宾馆，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苦。再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早在江西苏区时，党中央就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这种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更要强调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钱，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

1964 年，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他看到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心情不错，还吟了诗。到了午饭时间，董必武走进餐厅，发现餐桌上摆满了名酒名菜，便不声不响地上楼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闭门不出。部队方面不知是哪里招待不周，站在董必武房间门口面面相觑，手足无措。过了好久，秘书推开门出来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董老很生气，说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今天的午饭他就不吃了。”海军基地的领导急忙进去向董必武解释，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只有一些海味。那是不花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大海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靠海吃海，这不算是浪费。”董必武并没有被说服，他表示，他应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作为部队领导，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基地领导只得把名酒和名菜撤走，只留下了少量海鲜，董必武这才答应下楼吃饭。

董必武书法作品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在工作中，董必武廉洁奉公，严于律已；在生活和家庭方面，他也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清廉的优良作风。董必武曾题写过这样一句话：“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正是他淡泊、简朴的生活写照。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建国后仍保存在家中。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他喜欢书法，工作、会议之余经常练字，可他从不肯用白纸、宣纸，总是用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他的另一爱好是作诗，从1939 年到1975 年，共写诗1300 余首，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他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上，或用线捆在笔杆上继续使用。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状，劝他扔掉旧笔，他却解释说：“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社会财富，大家都要爱惜呀!”

董必武（左二）和家人在一起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住在北京钟鼓楼后一个十分气派的昔日王府大院里。由于离“高院”远，董老决定搬至离单位较近的中南海的旧房子里居住。儿女们不同意，董必武耐心解释说：“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上班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搬到中南海，这些都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财力……我们国家还穷啊！”

1969 年，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已83 岁高龄的董必武对小儿子的就业问题这样要求：“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于是，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某大队插队落户。临行前，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叮嘱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董良翮到农村后，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在董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对这些公社、大队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

在和平建设年代，董必武有相当长时间从事政法和监察工作，是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缔造者之一。在努力探索和建立、健全我国司法制度的同时，他也较早认识到廉政建设的重要性。目睹革命胜利后一些干部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行为，董必武提出应当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法律和法制，还主张强化党的纪律，从严治党。他说：“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这些都是董必武廉政思想的有力体现。

从董必武同志勤俭清廉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他的廉政事迹和廉政思想，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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