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朝林

1958年9月30日，沈钧儒在胡愈之陪同下，乘轮船自武汉溯江赴重庆。这年，他83岁，任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此行，距他初次来渝，已届20年，重庆变化虽大，但曾在此生活近8年的他，并不难找到自己当年的身影。

枣子岚垭“与石居”

    沈钧儒一行于1958年10月4日上午抵达重庆，入住“怡园”。“怡园”为宋子文旧居，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牛角沱四维新村，毗邻“特园”，国共两党曾在此举行军事停战谈判。当天下午，沈钧儒即去察看枣子岚垭83号“良庄”他当年的旧居，并在旧居门口和居室窗前摄影留念。

    良庄位于重庆马鞍山以东的半坡上。1938年10月下旬，沈钧儒自武汉乘一架小型飞机来渝，先住青年会家庭宿舍17号，次年6月迁入良庄。来渝后，他曾去成都和桂林短暂停留，其余时间一直住在重庆，而在良庄居住的时间长达7年之久。

    战时陪都，物资十分紧张，沈钧儒生活有时难免拮据。友人回忆，秋冬季节，“他经常穿一件风雨衣来代替大衣，奔走各处”。他不会做饭，女儿沈谱离渝后，他只好在史良住处“搭伙”，后来彭子冈来良庄居住，沈钧儒才又可以在家就餐。虽然生活简朴，有时还略显窘困，但沈钧儒依旧保持着藏石的雅好。

    沈钧儒生于一个七代藏石世家。他爱石，除了家风熏陶，更主要是看重石头坚强的品质。他将良庄居室取名为“与石居”，并以此名作诗咏石：“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与石居”题额并跋识，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茅盾、郭沫若等都曾为之题咏。朋友知沈钧儒好石，多以石相赠，他闲时也常到江边寻石。渐渐地，他居室的窗前、床头，到处都摆放着石头。1943年年初，沈钧儒的儿子叔羊举办画展，沈钧儒择取部分石头参展，和画展一样“也出了风头，同样引起许多人注意”。据史良回忆，沈钧儒离开重庆时，带了一个很沉的大箱子，特务费尽心思打开检查，结果发现里面装的竟是石头。

沈钧儒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洁身自好、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他对青年爱护有加，曾经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褥送给准备去延安的青年。当重庆学生救国会的青年周永林提出请沈先生为他写一条幅时，沈钧儒当即应允，回家后题写“蜜蜂忙处菜花香，十里青城十里黄。遍地是金不须炼，于今生产在农乡”，并托人送给周永林。

在重庆的日子里，沈钧儒坚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寄送家书，还给身边最疼爱的女儿操办了一场轰动山城的婚礼。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经邹韬奋等介绍，与范长江订婚，并于1940年12月10日举行了结婚仪式。这场婚礼让沈钧儒异常兴奋。虽然沈钧儒此前在报上登启事，强调“所有新旧仪式，一概从删”，并声明辞谢“无论何种馈赠”，但“当日客人，有在大衣袋带酒及酱鸡酱鸭等食物来的”，周恩来带来的则是苏联乌拉山石制成的相架以及邓颖超的贺信。为了“援救”被客人包围的女儿女婿，沈钧儒挤进人群去照杯，竟把自己喝醉了。

沈钧儒没有给女儿准备嫁妆，只为此作诗4首，在祝愿女儿女婿“黾勉同心结”“善葆金石质”的同时，也希望他们不忘“艰巨如山积”“战鼓犹如雷”的国难。皖南事变后，山城环境恶化，沈谱不得不离开父亲，去香港与范长江团聚。邹韬奋为此撰文，说他“最爱他的女儿，但是犹爱他的国家”。

1958年10月，沈钧儒在良庄旧居留影。

嘉陵江畔奔民主

沈钧儒一生从事宪政运动，在重庆，他参加了国统区的两次宪政运动。他曾为《新华日报》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基于这一认识，他以国民参政会和公开的报刊为阵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沈钧儒与邹韬奋联名提出民主宪政的提案。10月，与张澜、章伯钧等参政员在重庆市银行公会发起宪政问题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此后，参与筹组宪政促进会，策划组织救国会“政治讨论会”，对“五五宪草”等展开讨论。1943年11月，沈钧儒担任实施宪政协进会委员后，更是多次发起或参加各种宪政座谈会，宣扬“主权在民”。

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重庆，他与中国共产党在感情上越发密切。其女婿范长江及与其同住的王炳南、彭子冈，都是中共党员。良庄三层是一个很小的阁楼，进步青年常在阁楼上讨论时政。沈钧儒经常访问周公馆，很多工作也常与“共产党朋友”商量，并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皖南事变后，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的行径，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参政员采取与中共参政员一致的立场，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

    在重庆期间，沈钧儒为了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除了恢复救国会言论机关报《国民公论》，坚持主办《全民抗战》外，他还参与生活书店业务领导，支持救国会妇女界创办“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抗战胜利后，鉴于抗战救国的任务已经完成，救国会在韦家院坝16号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将救国会改组为“人救会”，推选沈钧儒为主席。

1939年11月23日，沈钧儒参与发起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年底，他参与商谈组建“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救国会虽因与中共关系密切而未参加，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并在行动上配合一致。其后，沈钧儒多次在“特园”等地参加民盟活动，讨论国是。

1942年年初，沈钧儒和救国会正式加入民盟，加强与青年盟员的联系，鼓励他们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

1944年9月，他参与政团同盟改组，在全国代表会议上被推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沈钧儒代表民盟主席张澜在开幕会上致词。会议期间，他和民盟代表一道，与中共密切合作，保证会议五项议案得以通过。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想执行这些决议，从沧白堂到较场口，国民党特务对政协的破坏未有间断。在较场口，特务见到沈钧儒时，疯狂叫嚣“打死他”。如果当时不是朱学范的汽车路过将沈钧儒救出，他恐怕会和李公朴一样血洒会场了。

    在重庆奔走救国、争取民主，是沈钧儒一生的重要篇章。1958年他再度来渝，赴沧白堂出席重庆市民盟盟员大会时，回忆起12年前发生在此的“沧白堂事件”，不免感慨良多。

民盟一大期间，沈钧儒与罗隆基、罗子为、浦熙修、王颖等人合影。

青木关外扬正气

    1958年10月7日，沈钧儒专程到青木关，并在关口摄影留念。

青木关系旧时出重庆的最后一道关口，成渝古道必经之路。抗战时期，军、警、宪、特都在此设置了盘查哨所。那时，因为怕沈钧儒离开重庆赴延安等地，蒋介石曾禁止沈钧儒出青木关，但沈钧儒不囿所禁，经常出入其间，以法律武器弘扬正气。

    沈钧儒是闻名中外的大律师，一生以清廉正直著称，不畏强暴、主持正义。内迁重庆后，他于1939年2月加入重庆律师公会，3月开始在重庆执行律师业务。1942年元旦，他出席重庆律师公会会员大会，当选为理事，后又当选为常务理事。为推动法律界宪政民主运动，他还发起成立“中国法学研究会”。

为了发挥集体力量，1942年4月，沈钧儒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联合执行律师事务，在林森路172号桐君阁2楼组建“平正法律事务所”。事务所不重金钱利益，秉持“公平正义、以法济世”理念，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深得社会好评。沈钧儒受任抗日军人家属义务辩护律师，为维护抗日军人家属权益而奔走。当时重庆律师公会成立的平民法律扶助会，也以平正法律事务所为中心力量。

沈钧儒还多次设法营救受迫害或被捕的人。当时，重庆大学有个学生被人诬陷，被判刑6个月。该学生当庭表示要上诉，委托沈钧儒为之辩护。沈钧儒经调查取证，证明该学生无辜，经再审，判决该学生无罪释放。1944年，沈钧儒代理璧山教员张理一案，更是展现了他正直无畏的品性。

    张理是璧山县立中学的一位历史教员，因针砭时弊，抨击国民政府官员贪赃枉法，被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沈钧儒担任张理的辩护人，在开庭前一天，他和林亨元从市区乘车前往璧山。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拦他们到璧山出庭，在青木关拦下沈、林二人。沈钧儒对此十分生气，马上乘车回城，直闯军统局。军统特务知道沈钧儒的特殊身份，连忙开出通行证。当沈、林二人再次搭乘汽车到达璧山时，天色已晚，他们便在“临安旅馆”留宿。在便衣特务的监视下，他们彻夜研究、讨论案卷，直至凌晨2点才睡下。第二天上午8点，沈钧儒和林亨元准时赶到璧山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厅。在辩论中，沈钧儒义正词严，引得全场掌声雷动。最后张理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6年2月，“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刘野樵等人“恶人反告状”。为了揭穿他们的无耻谰言，3月15日，刚由上海飞返重庆的沈钧儒，亲往重庆地方法院，为“较场口血案”出庭作证。5月19日，沈钧儒由重庆飞南京，结束了他在重庆等地的业务。

12年后，1958年，在青木关留影的当晚，沈钧儒乘火车自重庆赶赴成都。

此行，一路畅通，无关，无隘，无阻拦。

（本文图片提供/李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