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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春秋

邹韬奋在重庆

2022-05-07 来源: 重庆历史名人馆 阅读: 93

/叶介甫

 

邹韬奋(18951944),祖籍江西,出生在福建省永安县(今福建省永安市)。著名记者和出版家、社会活动家。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1932年创立生活书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直至1944年病逝。

1938年,邹韬奋来到重庆。在渝期间,他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主张实现民主、团结抗战。1941年,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香港沦陷后,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护送下,于1942年辗转到达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9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参政会上的雄辩家

19386月起,邹韬奋就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和作用,邹韬奋认为“似民意机关而又说不上民意机关”。尽管如此,邹韬奋还是尽可能地利用这个合法地位,一直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从不放过发言的机会,也不抱过高的幻想。他曾经说过:“别人请客,我是把自己当作主人的。”他在参政会上是一个雄辩家,是一个被顽固分子认为“可怕”的人物。

从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到第五次大会,邹韬奋共提出过9个提案,都贯穿着“加强团结”和“争取民主”的内容,其中有3个提案是力争言论自由的。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掀起了“宪政运动”,邹韬奋不顾国民党的威胁,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同一切破坏宪政运动的反动分子作斗争。他发起组织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参加各抗日团体发起组织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或公开演讲,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编印关于宪政问题的参考材料,努力从各方面推进宪政运动,为早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努力。

 

自认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助手

抗战期间,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邹韬奋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193810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时,邹韬奋曾跟林伯渠商量,要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设立生活书店,以便为根据地人民提供文化服务。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邹韬奋十分关切和向往。每当得知有人从根据地来重庆,他都热情地前去访谈。特别是1939年以后,他在重庆和中共领导同志有了较多接触,对中共的政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邹韬奋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他曾邀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秦邦宪、徐特立等人到生活书店总店向工作人员作报告。邹韬奋极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必须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主张,深信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挽救时局的良药。

邹韬奋热爱革命理论,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捍卫它,努力通过书刊向群众传播。1939年年初,邹韬奋翻译了《苏联的民主》一书,把那时“渗透于苏联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的民主精神”,介绍给中国人民,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

1939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和文化方面掀起了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逆流:在军事上制造“摩擦”,大举进犯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在各地进行“文化摩擦”,在其把持的报刊上,大肆诋毁和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候,邹韬奋挺身而出,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39912日,他在一封回复读者的信中,严厉斥责一切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亵渎:“一种进步的、正确的理论,有铁一般的事实做它的根据,任何攻击批评,都不能摇撼它本身的价值。某一些人,因为自己不能接受正确的理论,相反地,正确的理论所发生出来的力量,会影响到他的私利,于是,不惜用种种方法来污蔑它,企图把它消灭。殊不知在聪明的读者根据事实研究之后,真伪立辨,那些奇奇怪怪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终于会被事实所粉碎的。”

1940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邀约生活书店的徐伯昕、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和新知书店的徐雪寒谈话,提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派干部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生活等3个书店于九十月间分两次派人到晋东南根据地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这年秋季,新四军挺进苏北,上海地下党与生活等3个书店留沪人员商量,派干部到苏北和苏中开设了大众书店(邹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和苏中的大众书店,都改名为韬奋书店)。

现实的斗争推动着邹韬奋不断前进。他从实际的经验中,深刻体会到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真理的。因此,他不但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且自认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助手。从他被聘请为国民参政员,到辞去这个职务,他在参政会上的政治态度一贯是鲜明的——始终坚决地站定人民立场,在国民党的讲坛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相呼应,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永不自动撤退阵地”

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邹韬奋一直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无论在武汉还是重庆,邹韬奋和周恩来都有许多直接来往,从周恩来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周恩来的关切和帮助。邹韬奋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周恩来也经常出席生活书店管理处的例行茶话会,并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周恩来密切注意着邹韬奋的事业,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阅读邹韬奋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特别推崇邹韬奋撰写的《萍踪忆语》一书,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给在白色恐怖下艰苦奋斗的邹韬奋以极大鼓舞,使他在斗争中增长了勇气,在敌人面前更加坚定顽强。邹韬奋在临终前还特别提到,周恩来是他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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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著《萍踪忆语》

 

邹韬奋在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组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政党,因此他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开始,他在武汉曾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认为,“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到重庆后,邹韬奋又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还是以前的意见,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从武汉到重庆,又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上海转到根据地,邹韬奋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指示下进行的。

因为邹韬奋坚决靠拢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便千方百计地迫害他。尤其通过实施图书报刊出版前的原稿审查办法,打击邹韬奋以及他所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

对国民党这种摧残言论的罪行,邹韬奋坚守岗位进行斗争,常亲自跑到国民党审查机关去,严词驳斥“审查老爷”。一次,重庆审查会把《全民抗战》送审的一篇文稿扣发,刊物当晚等着排印,而审查机关的“办公时间”已过,邹韬奋径去审查机关头子刘百闵家,在其客厅里坐等4个小时,直到深夜12时刘百闵返回,终于把这篇文章“救”出来。在“和审查老爷力争”,跟他们“讲理”的时候,邹韬奋受过不少气。有次“审查老爷”竟说:“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和我是不平等的,你不能和我讲理!”

邹韬奋认为“这样的坏蛋完全是高尔基所谓只有坟墓才能解决”,无理可讲,不屑和他计较,愤然走开。但他决不在他们面前屈服。有次,一篇题作《农民的智慧》的小说,被删得乱七八糟。邹韬奋气极了,就告诉助理编辑全部恢复,按照原文发表。他说:“登出后如老爷要将刊物没收就让他们没收罢,在这样‘官吏至上’的情形下,我们编辑原已干不下去,要拉倒就此拉倒可也!”

愤极时邹韬奋虽然也说几句气话,但是不论受到何等残酷的压迫,他决不灰心丧气。《全民抗战》每期文稿2.8万字,平均总有四分之一被禁止刊载,多时则被抽掉大半,社论有时竟要重写3次。几乎每一次他都要跑到审查机关和那些家伙争吵半天,回来还要忙着改写,或改换其他文稿。在如此残酷的形势下,他始终坚持让《全民抗战》存在,“永不自动撤退阵地”,一直坚持到他不得不离开重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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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和柳所编《全民抗战》

 


以刚毅意志卫护着自己的事业

19397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找邹韬奋“谈话”,公开强迫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合并,组织一个总管理处或成立一个董事会,直接由党部领导并派遣总编辑,还要邹韬奋加入国民党。邹韬奋断然拒绝,说:“我五十多个书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

见不能迫使邹韬奋屈服,当局变本加厉摧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许多分店遭封闭,所有图书、现款以及家具等,连同工作人员的行李衣物,都被洗劫一空,甚至连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夺走。从1939年起,到19406月,生活书店的56个分(支)店,除5个因战局关系撤退外,被国民党查封的达45个,工作人员被捕者数十人,全国仅剩下6个分店。

19412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不到半个月时间,又对仅存的生活书店6个分店中的5个实施封闭或限期停业。最后,只留下一个重庆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措施。

在此期间,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他和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学的关系,拉拢诱迫、百般威胁,强迫邹韬奋加入国民党。

邹韬奋怀着满腔怒火,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徐恩曾恼羞成怒,威胁道:“韬奋兄!我们总算是老同学,不要好说歹说不听,你当心一点!”邹韬奋见他如此,愤然拂袖而去。临走时,他只向徐恩曾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严峻困难的日子,并未挫伤邹韬奋的斗志。他以惊人的刚毅意志卫护着自己的事业,总是那么紧张而又兴致勃勃地战斗着、工作着。面对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的迫害,邹韬奋坚持革命立场,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完全一致。当时国民党曾以“封门”相威胁,并多次派“大员”向各报刊“面授机宜”。邹韬奋蔑视这些“大员”的“指示”,为《全民抗战》写了一篇社论阐发自己的观点,严正谴责和强烈抗议国民党的行径。送去审查的结果,全文被扣留。他便故意在刊物上“开天窗”,以示抗议。

不久,《全民抗战》被迫停刊。邹韬奋在最后一期《全民抗战》发表社论《言行一致的政治》,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接着,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

       邹韬奋到香港后,在廖承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表示为了尽快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击,他已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邹韬奋利用这个阵地,继续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