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兆辉

1942年，翦伯赞（坐者中）在重庆赖家桥作学术讲演后，与郭沫若（坐者右）等人合影。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在民国大学执教的翦伯赞亦受到冲击。1940年2月，翦伯赞按中共中央“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的指示，由湖南溆浦转移至重庆，并主动与在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至1946年5月，翦伯赞在重庆6年，受周恩来的领导，主要从事抗战救亡文化宣传、革命理论与历史研究及统战工作。

参加中苏文化协会  主编《中苏文化》杂志

中苏文化协会于1935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苏文化》杂志是该协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于1936年5月在南京创刊，初创时为月刊。随着中苏文化协会的成立与改组，《中苏文化》陆续掌握在张西曼、郭沫若、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等“左翼”学者手中。“左翼”学者们以此为阵地，编辑刊发了大量宣传革命的进步文艺作品。1938年7月，中苏文化协会由武汉再转移到重庆。同年12月，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年会，翦伯赞、王炳南等21人列为候补理事。1939年12月，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成立，翦伯赞担任常务理事。1940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年会，翦伯赞当选为总会秘书。随后，翦伯赞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际为《中苏文化》杂志的副主编。此时，《中苏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重要文化阵地。

1940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聘请翦伯赞为《中苏文化》杂志专任编辑。

从1936年起，翦伯赞便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苏联与欧洲集体安全》《劳动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之社会主义的阶段》等文章。在重庆期间，翦伯赞又在《中苏文化》杂志上持续发表了《苏联历史学家对东方史学的供献》（1940年“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抗战的历史原理及其发展的逻辑：纪念抗战三周年》（1940年“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文化史的教训与中国前进文化》（1940年第5卷第1期）、《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之新的转向》（1941年第9卷第2～3期）、《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1944年第15卷第2期）等。这些文论既有在丰富史料基础上进行严谨分析的学术成果，亦有不少借古讽今，具有极强社会现实意义的新颖观点。

经党组织同意  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师

翦伯赞初到重庆时，党的组织关系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1940年6月，周恩来在红岩村约见翦伯赞，确定了他的公开身份与工作任务。即：翦伯赞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聘为政治部名誉委员，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专门委员，支持《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开展理论宣传工作。周恩来还告诉翦伯赞，组织上对他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师一事是同意的。

其时,冯玉祥在名义上的政治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并无实权。冯玉祥的官邸设在上清寺附近的原巴县中学内，“实际上等于一个被软禁的囚犯”。他平素对有文化、有知识的学者比较尊重，热爱学习，求知欲很强。他积极推动抗日，是国民政府中的抗日爱国将领。

1940年10月4日，翦伯赞开始为冯玉祥讲授历史，从人类的起源讲起。翦伯赞每月给冯玉祥讲授半个月的课，另半个月则是冯玉祥自己阅读史料。翦伯赞每次讲课，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老部下鹿钟麟，以及秘书、副官等也都参与一起听课，有时听众多达20余人。冯玉祥非常注重上课纪律，从不迟到，也不早退；他听课极为专心，每次都要认真记笔记。

冯玉祥对翦伯赞的授课甚为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翦伯赞讲历史，由无文字史料至于有文字史料，其之一切变迁都解释得非常清楚”，“翦伯赞讲的历史很有意思”。两人之间的交往愈加密切，关系愈加亲密。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随后，翦伯赞的政治部名誉委员及在中苏文化协会等担任的官方职务被撤销。

翦伯赞在重庆北碚歇马场的住所刘家院子

同年3月，冯玉祥称疾出走重庆，前往四川青城山、峨眉山等地游历，以示对国民党反共浪潮的抗议。临行之际，冯玉祥特意驱车到重庆北碚歇马场翦伯赞的住所看望他，并嘱咐他多注意安全。至此，翦伯赞对冯玉祥的讲课活动遂告停止。

在皖南事变后重庆的一片白色恐怖下，翦伯赞转入了潜心于历史研究的新阶段。

著书立说  书写中国历史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指示重庆的中共党员、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贯彻执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任务方针。因此，翦伯赞一方面在文化教育界积极参加各种教学、讲演与学术交流活动，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另一方面“闭门”研学，著书立说，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史学著述。

在重庆期间，应陶行知之邀，翦伯赞到育才学校讲课两次。第一次在1941年冬，集中讲课近一个月，主要讲中国历史；第二次在1944年秋，集中讲课半个月，主要解答学生们在中国通史学习中提出的重要问题。

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正式开学，仍聘请翦伯赞讲授中国通史，并将中国通史作为学校各系必修课程。在此期间，翦伯赞与郭沫若相交甚笃，两人经常在学术研究中交流探讨。郭沫若多次邀请翦伯赞到他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举办学术讲座。1942年2月17日，郭沫若在信中对翦伯赞的讲演称赞道：“日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佩赞，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7月14日，郭沫若又在信函中邀约翦伯赞举行讲演，他写道：“惠札奉悉，天气实在太热，老兄的讲演改到秋凉，听者的小弟也极端欢迎。不过此间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其诚比太阳要热烈。”

此外，翦伯赞经常在中苏文化协会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复旦大学、朝阳大学等机构组织的各种活动上开展宣传演讲工作。如1945年5月，翦伯赞为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史料与历史科学》的学术讲演。

1942年夏，翦伯赞开始撰写《中国史纲》，至当年11月，第一卷完稿。11月19日，郭沫若回信给翦伯赞，说道：“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 

至1946年春，翦伯赞在桐油灯下写成了《中国史纲》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一、二辑。1944年4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1946年7月，《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由生活书店出版，分别于上海、重庆发行，并于1946年10月再版。此外，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于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1947年以上海大孚出版公司之名再次印刷。在《中国史纲》中，翦伯赞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通过科学缜密的论证，将中国古代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

这一时期，是翦伯赞历史研究著述的高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翦伯赞在重庆撰写了《论元代中国人民反对鞑靼的斗争》《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等，并发表著述文论60多篇、百万余言。其中，在文章方面，除了在《中苏文化》杂志发表的文章之外，翦伯赞在重庆各报刊上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欧战发展的逻辑、倾向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我所知道的董维键博士》《论夏族的起源与史前之鄂尔多斯》《国际法西斯在动摇》《略论中国史研究》《桃花扇底看南朝》《我的氏姓，我的故乡》《论中日甲午之战》等。

这些文论，是翦伯赞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的系列研究成果，不乏重要篇章。1943年12月，翦伯赞将1940年至1944年2月间所作21篇论文编为《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由重庆文风书局初版，1944年11月再版。1944年4月以后的文章则编为《中国史论集》第二辑，于1947年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1944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封面

开展统战工作  推动重庆谈判

1940年至1941年间，翦伯赞为冯玉祥讲课，本身就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讲授中国历史的过程中，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以及抗日思想、民族意识、爱国精神等，对于冯玉祥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对于冯玉祥逐渐转向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道路亦不无影响。

1944年夏，翦伯赞有感于国民政府军队在湖南抗日战场的大溃败，愤慨地写下了《七律·日寇犯衡阳有感》：

1945年2月，翦伯赞与郭沫若、顾颉刚、柳亚子、沈钧儒、陶行知等300余人联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国民党顽固派停止特务活动，实行民主团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一行从延安飞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参加国共谈判。这期间，翦伯赞以民主学者身份，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联络冯玉祥、覃振等国民党高层人士。翦伯赞与冯玉祥有师生之谊；覃振系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翦伯赞与他既是湖南桃源老乡，亦是旧识故友。所以翦伯赞是双方联络的不二人选。

9月3日，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了郭沫若、翦伯赞等重庆知名民主文化人士。9月7日，覃振在家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应邀作陪。这月下旬，覃振再次设家宴，客人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作陪的有章士钊、翦伯赞和邓初民。

1945年冬，翦伯赞参与发起组建了重庆大学教授联谊会，以促进高校学者间的团结协作。同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军警特务炸死、打伤昆明反内战师生10多人，制造了“一二·一”惨案。翦伯赞于12月11日发表《慰问昆明师生电》，14日发表《慰问昆明师生的公开信》，公开表达对受害者的深切慰问。

1946年1月10日，翦伯赞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顾问，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民主斗争。他和民盟代表保持紧密的联系，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提供咨询，对促进中共与民盟间的党派关系，对政协会议取得成功，对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24日，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在重庆正式成立，翦伯赞等当选为理事，继续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奔走呼号。

1946年5月4日，翦伯赞乘坐中共中央代表团专用飞机飞离重庆。此后，直到他去世，他都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全国各地，从事理论宣传、历史研究与统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