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龙

陈文贵（1902—1974），出生于重庆市永川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流行病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医学院副院长等职。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我国进行细菌战，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的鼠疫之苦。以陈文贵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挽救国人性命。陈文贵1941年撰写《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首次真实确凿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成为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第一人。

走上学医之路  立志细菌学研究

1921年，陈文贵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修完两年预科课程后，转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校内外的一些进步青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长沙地区的学生集会、游行和请愿活动，以及声讨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的群众斗争。

1926年8月，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湖南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高潮。在校内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陈文贵被选为学生会会长。他组织和支持师生员工罢课、罢工，积极参加声援北伐的游行集会，被校方视为“赤化”分子，列入“黑名单”。于是，陈文贵决定前往武汉寻求出路。

1927年，北伐军正进行改编，新成立了第11军24师，师长先为蔡廷锴，后由叶挺接任。经该师卫生处处长伍善同引荐，陈文贵担任该师卫生队队长，随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陈文贵由重庆私立求精中学前校长满理夫人担保，获准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复学。已在湘雅医学院就读了5年的陈文贵，到华西协和大学后，主要在附属医院实习。他敬业谦逊，对细菌学尤感兴趣，显示出较高的研究才能。

1929年夏天，陈文贵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1930年，转入协和大学细菌系，做细菌学研究。细菌学研究是他的兴趣和专攻，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他潜心钻研细菌血清。两三年时间，他撰写了《嗜菌体对霍乱细菌的分解》等多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刊物上。

1934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需要防疫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携家人前往南京。卫生署派他去筹办西北防疫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国联卫生组织的史丹巴顿博士要去西宁帮助筹建青海省卫生实验处。南京卫生署考虑到陈文贵的英语和专业水平能够与史博士沟通，就派他陪同考察。考察结束后，经史博士推荐，陈文贵受聘于国联卫生组织，任南洋区公共卫生视察员，前往印度、印尼等国考察鼠疫疫情，研究防治措施。

组建第一防疫大队  送药品到延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军医署决定成立3个防疫大队，调陈文贵任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部队从南京出发前，经国际防疫团的德国人兰度雅联络，陈文贵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会见了廖承志。廖承志欢迎他去延安，为他写了一封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的介绍信。陈文贵率队前往西安，组建了第一防疫大队，大队部设在西安，在宝鸡、潼关、郑州设立3个分队。1937年12月，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带领，陈文贵一行用军用大卡车运送了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材到延安，还在延安组建了防疫第四分队。因特务告密，陈文贵的第一防疫大队大队长职务被国民党当局撤销，他愤然离开军医署。

在子女身上做试验  筹建疫苗血清制造室

　  1938年和1939年夏秋雨季，贵阳连续两次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而从长沙迁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无法供应足够的疫苗血清。时任贵阳卫生署卫训所主任、贵阳医学院教授的陈文贵，率人因陋就简地用土法生产了少量霍乱疫苗，供市民和军队注射使用，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虽然是土法生产疫苗，但制造过程却一点不马虎。首先要经过动物试验合格，然后才在人身上做试验，无任何不良反应后再提供给军民。

据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说，她父亲对试制的霍乱疫苗十分谨慎，不仅用动物做疫苗试验，还在她哥哥姐姐身上做人体试验，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拿来救助民众。因为事关广大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家里人并不埋怨父亲，反而很支持他。

因陈文贵研制的疫苗对遏制霍乱蔓延有显著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

抗战时期，陈文贵所在的制造室生产了大量疫苗，解决了军民防疫急需，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场。

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第一人

1940年12月，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鼠疫流行案。陈文贵根据汇报的情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本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他的发言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反对，被指“神经过敏”。直到从宁波城内居民家中金鱼缸水面采集到跳蚤制成标本，被鉴定为人鼠共同跳蚤后，陈文贵认定日本在我国开展细菌战的判断才得到肯定。距浙江宁波鼠疫疫情一年后，日军又开始在湖南实施鼠疫战。

1941年11月4日，大雾笼罩，一架九七式轻型飞机飞临常德上空。可这架日本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而是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烂棉絮、谷麦等物。7天后，常德街道上出现大量死鼠……随后，鼠疫疫情无法控制地暴发了。政府防疫人员挨家挨户打预防针，鼠疫高发地区被军事封锁，但仍不断有人被传染并死亡。一些城里人为了躲避疫情跑到乡下，又把鼠疫带到乡村，使得鼠疫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

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根据日机空投地点与发病地点的一致性、从空投到发病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的一致性，陈文贵确认这次鼠疫流行乃日机抛撒的感染鼠疫的物体所致。经过一个月的调查，12月12日，陈文贵满腔义愤地执笔撰写了近万字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参与调查的施正信（后任职联合国卫生组织）、林飞卿（后在上海第一医院）均作了同意的签名。然而，揭露日寇进行细菌战的这份报告书在国内被国民党反动派压了下来。所幸中国红十字会原救护总队队长兼中央卫生处处长林可胜将报告书英文版分送给了各国驻华使馆，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投降后，陈文贵在重庆宽仁医院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时，远东国际法庭指派的一位法官询问了陈文贵有关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些情况后，要求他在《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上签字。陈文贵毅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该报告书为国际法庭审判日本侵略者实施细菌战罪行提供了有力证据。

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

　　1952年年初，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细菌战。仅当年3月，当地军民患鼠疫、霍乱、脑膜炎等传染病的达160多人，其中死亡8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派陈文贵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奔赴朝鲜。

陈文贵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处处身先士卒，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科学方法，从搜集的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赤痢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先后赴朝鲜作实地调查搜集证据后，对提出事实证据的陈文贵等人表示钦佩，一致签字认可美国在侵朝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国际科学委员会对陈文贵冒着生命危险搜集证据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2年10月，陈文贵作为以宋庆龄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2月，他又随宋庆龄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细菌学专家身份，讲述他在朝鲜战场亲眼目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出示实物证据，愤怒揭发美国侵略者实施细菌战的阴谋，赢得了大会的同情和支持。为表彰陈文贵赴朝反细菌战的功绩，我国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朝鲜人民政府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

1953年年初，陈文贵调任卫生部防疫司司长，并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他是生物学地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一级教授。1957年年初，他受命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所长，到职后积极筹建生物学流行病学研究所，举办流行病学医师进修班，培养了一大批流行病学专业医师，为加强基层防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图片提供/张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