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坤琰

萧军20世纪40年代初留影

著名作家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辽宁义县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敲开中国文坛的大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萧军偕新婚妻子王德芬到成都。在成都的一年多时间里，萧军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主编，在成都一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宣传抗战的杂文。他还经常在各大学和群众集会上作抗日救亡演讲，创办文艺补习夜校，开设专售进步书籍的“跋涉书店”，以期培养和聚集左翼文学力量。他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被列入暗杀名单。在这严峻时刻，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要萧军赶快离开成都，免遭毒手。左翼作家沙汀等准备前往延安，也嘱萧军尽快离开成都。

1940年3月上旬，萧军独自前往峨眉山，“游山玩水”，然后从嘉定（今四川乐山）经水路来到重庆。

探访文朋诗友

1940年3月下旬，萧军登上了重庆望龙门码头。他找到朋友吕吟声，在吕家吃了晚饭后，去上清寺找葛一虹，当时葛一虹在中苏文化协会任职。看看天色已晚，萧军步行到两路口重庆村4号3楼，敲开了胡风家的门。

萧军和胡风在上海时，都是鲁迅麾下冲锋陷阵的“左联”战士。后来，他们在武汉并肩从事救亡运动。自武汉分别到现在，两年多了，他们重逢，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促膝交谈至深夜。

第二天，萧军过江去南岸，探视30年代初同在哈尔滨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作家罗烽、白朗夫妇和黄田，路上巧遇作家冯乃超和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鹿地亘当时是“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负责人，冯乃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一名科长，协助鹿地亘工作。他们有事要赶回设在郊区赖家桥的反战同盟总部，于是萧军和他们匆匆握别，答应改天一定去看望他们。

3月底，萧军去赖家桥看望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鹿地亘是1936年鲁迅出殡时16个抬棺人之一，萧军和他就是那时相识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来自日本的鹿地亘夫妇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危险。萧军和萧红毅然将他们隐藏在霞飞坊自己家中，后又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给他们送吃送喝。鹿地亘夫妇与萧军和萧红从此成了患难之交。这次，萧军在赖家桥鹿地亘家住了两天才返回重庆城区。

萧军喜欢重庆

刚到重庆的日子里，萧军忙于访亲会友。萧军给王德芬的信中说，“每天大致是会会同乡和熟人，吃吃饭谈谈天”。山城重庆的风貌，给萧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虽然不时有日机轰炸，处处断壁残垣、硝烟弥漫，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萧军觉得这座城市可敬和可爱。

于是，萧军写信催王德芬及早来渝。雕塑家刘开渠夫妇为王德芬赴渝帮了大忙，不仅借给了路费，还帮她买机票，又和王德芬的哥哥一道把她们母女送上飞机。4月中旬的一天，王德芬抱着7个月大的女儿萧歌，走下了停在重庆珊瑚坝的飞机。萧军把她们带到离珊瑚坝机场不远的上南区马路，在孔罗荪家稍事休息后，一家人就过江去罗烽家暂住。

在南温泉进行创作

罗烽家住房狭窄，家具不多，萧军夫妇挤在一张小铁床上，翻身都困难；为萧歌热奶、煮食也极为不便。萧军便去临江门横街33号，找到“文协”向老舍求援。待人诚恳厚道的老舍建议他们搬到南温泉去住，“文协”在那里有一间空着的小平房。萧军后来在《梦里依稀忆故巢》中写道：“1940年夏季间，我家曾在重庆南温泉当时‘文抗总会’租用的几间‘防空棚’里住过……”

萧军说的“防空棚”，其实是当时陪都典型的“国难房”，就是川东农村常见的茅屋。茅屋坐落在南温泉桃子沟，面对建文峰，背靠仙女峰。虽说是一间简陋的茅屋，但萧军他们总算有了一处栖身之所，他甚至还在室内略作了布置。

南温泉山清水秀，少了城市的喧嚣，更没有日机侵扰，萧军可以静下心来进行文学创作。他在南温泉期间，撰写了一部多视角反映抗战生活的话剧《恩仇以外》；话剧《幸福之家》作为宋之的主编的《戏剧创作丛书之二》，也在重庆出版了。

萧军在重庆参加过文艺界的集会，还参加过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活动，有时他也邀请三朋四友到家中一叙。

离开重庆奔赴延安

萧军向往延安。他在曾家岩50号与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人交谈时，表明了他希望离开国统区，早日奔赴延安的心愿。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表示欢迎和支持，让他等候通知。

1940年5月下旬，八路军办事处通知萧军近日启程。这时，萧军的老友、东北作家舒群也要去延安，正好一路同行，可相互照应。5月25日，萧军一家离开南温泉，回到重庆城区，暂住东北救亡总会宿舍。总会负责人于毅夫根据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为他们联系到了一位杨先生的卡车。杨先生是宋美龄支持的宝鸡酒精厂的厂长。同行的除了萧军一家、舒群外，还有20余位人员。5月底的一天早晨，他们乘车从重庆出发，往北直奔宝鸡，然后转道西安再去延安。

萧军在重庆仅仅生活了两个月，在他81年坎坷人生旅途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烽火岁月中的重庆客旅，却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垂暮之年的萧军，还不时向他的孩子们提起重庆——这座有山有水、巍峨壮丽，日机炸不垮、摧不倒，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英雄城市。因为重庆不仅留下了他匆匆的足迹，也是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出发点。

（本文图片提供/颜坤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