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雪

重庆市云阳县张飞庙前的“江上风清”，由彭聚星题写

重庆市云阳县历史悠久，张飞庙天下闻名。张飞庙前，“江上风清”四个大字遒劲有力，朴实厚重。这四个字，由晚清才子彭聚星书写，堪称其得意之作。

彭聚星（1854—1922），字云伯，一字云石，号绿筠庵居士，重庆云阳县人。据云阳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整理重印《云阳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编撰版），1854年2月，彭聚星出生于奉节，祖上是湖广填四川到奉节的，以种田为生。清咸丰中期，奉节发生旱灾，彭聚星跟随父母逃难到云阳租屋居住，后定居于云阳。彭聚星的父亲彭绣联靠种田地养不活一家人，就去做点小买卖。家境虽贫寒，彭绣联夫妻却懂得读书的道理。彭绣联去世之前嘱咐妻子，家里再贫穷也不能让彭聚星断了学业，妻子袁氏“怆然诺之”。彭绣联去世后，袁氏靠着给人缝补洗衣，挣钱让彭聚星继续读书。彭聚星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竟学有所成”。

中举拜官

彭聚星自幼学习刻苦用功，对书法、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业有成，书画也小有名气，成为当时云阳县城有名的少年才子。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彭聚星参加乡试中举。据《四川省志·教育志》记载，四川在清朝时共举行乡试106科，考中举人7000余名，而光绪年间四川的举人名额每科只有80名。足见彭聚星能够参加乡试且中举，相当不容易。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彭聚星告别家人赴京会试，途中因天雨路滑发生事故，右手摔断。伤情使得彭聚星耽误了会试。会试是三年才有一次的“国考”，这意味着他要等下一个三年。对此他非常难受，但并未一蹶不振，而是一面留京医治手伤，一面拜张之洞、翁同龢等为师，研攻书画。张之洞乃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书法从习苏轼，深负盛名。翁同龢更是两代帝师，艺术成就上尤以书法名世，是晚清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彭聚星在名师指导下，忍着手伤，咬牙坚持，书画水准在此期间大为提升，“断手彭聚星”的大名也在京城不胫而走。

一段时间后，彭聚星回到云阳。光绪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年间，外强入侵，内乱纷起，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百姓流离失所，又遇荒年，云阳县衙地方官绅集资凑钱买米并低价卖给百姓。富裕人家虽有余钱，但吝啬不肯出资，知县此时又要辞官不做，县衙的事务就委托给举人彭聚星。

彭聚星是一个重视承诺、有责任担当的人，他对云阳有感情，对乡亲知恩图报，信奉“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不是县令的举人“县令”彭聚星，挺身而出，尽力救民于水火。他一年为县衙收入了粮食四十一石（清代一石等于100斤），并且还有田契以及佃券等。常平监仓和城厢社仓等也均归属于县衙。（社仓是旧时各地储粮备荒的一种社会习俗，隋唐已有雏形，属于民办粮仓。社仓不特指某个粮仓，而是一种储粮制度。一般没有专门的仓库，而是在祠堂庙宇储藏粮食，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开恩科（为何在这一年开恩科，无从考证。笔者认为应该与丁酉年的兵荒马乱有关，更与戊戌变法有关）取士，彭聚星经补考授国子监学正，后又改任学录，此时他已44岁。国子监学正学录即朝廷最高学府里的行政人员。彭聚星至此算是当上了京官。

彭聚星参与了民国版《云阳县志》的编撰，领“学部主事”职衔。据民国二十四年版《云阳县志》记载，“民国六年,《四川通志》将续修，令各县先修县志。时知云阳县事者，霍山朱君铁如，设局始事。聘奉节刘贞安问竹为之理董。问竹以名进士，出宰印江，国变后，归隐云阳。平昔邃于史学，事例娴审，文笔渊懿，得力于范书尤深。遂与彭聚星云伯、甘作仪渐六、郭文珍聘初、石敬武仲模，从事编撰”。学部主事又是一个什么品秩？学部是清末设立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主事是正六品官职。也就是说，彭聚星升了官，由正八品到了正六品。

但这与彭聚星的理想差距甚大，读书半辈子却进士落榜，加之当时官场腐败，国弱外侮，因而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幸可寄情于书画艺术，以书画会友，经常与书画名家交流作品。他一生好画竹石，并悉心收集金石、碑帖、书画珍品加以珍藏。帝制消亡后，彭聚星辞官，回归故里。 

翰墨留香

彭聚星的书法篆、隶、楷、草四体皆具，对指书也颇有研习，尤其擅长用行书、楷书书写对联，形成运笔方圆皆备、瘦劲秀拔、结构疏朗的独特艺术个性。

当年彭聚星参加完会试回云阳后，常去张飞庙游玩，受到住持瘦梅上人的热情接待，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正值张飞庙新建落成不久，瘦梅上人请篆刻名家何今雨、姚仁寿等人在庙中篆刻金石书画，彭聚星把在京收集的金石书画作品悉数交给瘦梅，请何今雨、姚仁寿篆刻。彭聚星与云阳一些名士及庙僧翻刻全国各地名碑陈列在庙中，晚年更是以其个人造诣和影响力，邀约京城名家姚仁寿、何今雨等人，耗时数载，将张飞庙由单一的祈福之所打造成“文藻胜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云阳百姓以张桓侯“久著灵应，有功于民”为由，“乞知县何承道，据意详请四川督院，奏准加入祀典，增封（威显），并敇礼曹撰文致祭”。这篇《谕祭张桓侯文》，彭聚星“曾三书其文，初为秦篆，次用唐楷，均有拓本行世，此则其最后所书也”。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彭聚星重刻了岳忠武书《前后出师表》长卷，“癸卯春，同里彭云伯先生，欲广其传，出旧藏袁本，属遂州何今雨重抚上石，庋之云阳张桓侯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彭聚星为张飞庙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江上风清”，覆盖于原“灵钟千古”之上。“江上风清”乃彭聚星得意之作。专家研究认为：“江上风清”出自苏轼《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911年辛亥革命后，彭聚星拒绝接受国民政府京师图书馆的聘书，以清遗民自居，将所收藏的书籍诗画金石等运回云阳。云阳当地逐渐形成了以彭聚星为首，刘贞安、郭文珍、刘丕承等众多云阳名士加盟的诗书画群体。

晚年，彭聚星除继续经营张飞庙的金石篆刻、制作大量书画精品留与张飞庙珍藏外，还先后在盐渠述先桥、彭氏宗祠等处留下墨宝，云阳彭氏宗祠至今保存着彭聚星等近代渝东著名书画家的书画篆刻作品20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