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孝德

荣庆

   荣庆（1858—1912），字华卿，蒙古正黄旗人，鄂卓尔氏。清光绪九年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清宣统元年被封为太子少保，从一品。荣庆在晚清任职多，且都是要职，故史家以“重臣”称之。荣庆对晚清的教育改革、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生留有《蜀游草》《荣庆日记》《师友渊源录》《茜园同人集》等著述。

荣庆的祖父皂升，字鲲鹏，原为清代禁军之海淀健锐营的翼长。后升任重庆镇总兵，遂携全家到重庆。荣庆出生在重庆镇署，所以名“庆”。荣庆在《蜀游草》中写到他的母亲和舅舅，但极其简略：“生母傅太淑人，为江北厅鱼嘴沱人，太淑人兄以博士员业医设药肆，嗣因兄殁产尽，始适先府君。”荣庆的母亲“傅太淑人”，是江北厅鱼嘴沱的人。荣庆母亲的哥哥也就是荣庆的舅舅系“博士员业医”，博士员是学官，是一个替政府培训拿中医执照者的教官。后来去开药铺，再后来不知怎么死了，财产也没有了。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家道中落，荣庆的母亲才嫁给了他父亲做妾。他父亲齐普森泰，字静亭，是军队的军官，最高官职为四川候补直隶州知州。

荣庆的母亲是重庆江北人，但关于荣庆外公、外婆家的情况，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没有找到一丝线索，在荣庆写的《蜀游草》中也没有记述。

清咸丰十年（1860年），荣庆的祖父由重庆提督升任四川提督，被授“建威将军”称号。全家由重庆迁往成都。到成都后，荣家遭遇了一连串不幸，家族从盛到衰。同年，荣庆的祖父因年老耳聋，奉旨以原品级退休。清同治五年（1866年），荣庆的父亲到重庆采购硝磺，意外染瘟疫而亡。祖父老年丧子，年幼荣庆失父，悲痛难以言表。一家人尚未从伤痛中走出来，同治七年（1868年），荣庆的祖父也告别了人世。

在不长的时间里，家里死了两个男人，仿佛天塌了。生活日渐窘迫，住房由大变小。但是，荣庆的母亲和祖母坚强地支撑起整个家。为了家庭东山再起，母亲把希望寄托在荣庆身上，为荣庆请了好老师霍建逵。荣庆母亲自己省吃俭用，但对老师很大方，隔个三五天就要烹调鸡鸭或鱼肉招待老师。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奢侈的了。老师颇为感动，说他教的学生不少，如此款待老师的，仅此一家。作为老师，他唯一能回报的就是教好学生。或许因为如此，荣庆不仅学得快，也学得好。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光绪元年（1875年），荣庆的母亲撒手人寰。母亲死后，来吊慰的亲友仅两三人，当时在蓬州（今四川省蓬安县）任知州的表兄泽臣得到消息，竟置之不理。这，让荣庆体会到了人世的凄凉。

母亲死后，荣庆就由他的祖母和嫡母抚养。成都，他们不愿意再待下去，而且也没有必要再待下去。光绪三年（1877年），祖母决定全家迁回北京。

光绪十二年（1886年），荣庆考中进士。之后，他认真、踏实、不急不躁地做了十几年小官，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山东学政后，才开始出现转机。荣庆在山东结识了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受到其赏识，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荣庆通过袁世凯认识了不少显贵要人。出任山东学政，可以说是荣庆问鼎朝廷要员的开始。

荣庆出任山东学政，重教兴学，严格科考，政绩显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擢升大理寺卿兼署仓场侍郎、政务处提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擢升为刑部尚书。是年冬，由守旧派提名，被增命为管学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调礼部尚书，转户部尚书兼充军机大臣、政务大臣，仍兼管学大臣。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荣庆与张百熙同任学务大臣，负责筹划和领导全国的新式教育。

荣庆一直被当作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即使如此，在时代潮流中，他也不可能不接受新思想并产生新认识，否则，由他领衔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性条文，是无法问世的。有人在讨论清末教育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清政府日益感到旧教育培养的人才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力主改革的志士仁人总是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则悄悄拾起改革派曾经打过的旗号，改头换面地把改革思想纳入自我调节的轨道。”荣庆应该就是清政府“自我调节”的代表人物。从大的方面说，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从小的方面说，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光绪三十年，荣庆与张百熙、张之洞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针对当时出洋学生流弊甚多，学生在外国境内，中国法令难以施行的现状，荣庆主张：“惟必须中国于安分用功学成回国之学生，予以确实奖励，使各学生有歆慕之心；并使彼国学堂确见中国有劝学求才之实意，始于不安分学生有助我约束之法。”这算得上是我国留学教育管理制度的雏形。

荣庆在任期间，学部作出的诸多筹划和举措，在近代教育史上有极大开创性。荣庆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主张，“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尤以明达宗旨，宣示天下，为扼要之图”，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尚公、尚武、尚实”的提出，第一次把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和实用教育三者联在一起。我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教育，一般偏重德育和智育，而忽视体育。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由此而产生了军国民教育思潮，认为救国之道在于“富国强兵”，强兵之道在于实行“军国民教育”。荣庆的教育宗旨很有现实意义。

作为朝廷高官，荣庆非常清廉。在他连续升职之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踏破了门槛，然而他始终不为所动。荣庆身居高位，做事更加勤恳，积极替朝廷培养和选拔人才，得到了朝廷的赞许。荣庆虽出身蒙古正黄旗鄂卓尔氏，却毫无民族歧视观念，主张“国家取材，满汉并重，诸饬下阁部，将所属满员严加考试”。此说遭到了不少人的抨击。

辛亥革命后，荣庆避居天津，不久辞世。

（本文图片提供/姜孝德）